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周室自文、武始兴，崇道德，隆礼义，故仁义之道满乎天下。及春秋之后，众贤辅国者既没，而礼义衰矣。孔子虽论《诗》《书》，定《礼》《乐》，王道粲然，以匹夫无势，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俊也，时君莫尚之，王道遂用不兴。仲尼既没，道德大废，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苟以取强而已矣。夫篡盗之人，列为侯王；诈谲之国，兴立为强。是以转相放效，后生师之，遂相吞灭，暴师经岁，流血满野。诸子不相亲，兄弟不相安，夫妇离散，莫保其命，泯然道德绝矣。

晚世益甚，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敌侔争权，尽为战国。贪饕无耻，竞进无厌；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当此之时，虽有道德，不得施谋，故孟子、孙卿儒术之士弃捐于世，而游说权谋之徒见贵于俗。是以苏秦、张仪之属，生从横短长之说，左右倾侧。横则秦帝，从则楚王。

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画。故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虽不可以临国教化，兵革亦救急之势也。皆高才秀士，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亦可喜，皆可观。

（节选自刘向《＜战国策＞书录》）

材料二：

夫孔孟之时，去周之初已数百岁，其旧法已亡，旧俗已熄久矣。二子①乃独明先王之道，以谓不可改者，岂将强天下之主以后世之所不可为哉？亦将因其所遇之时，所遭之变，而为当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②之治，其变固殊，其法固异，而其为国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后，未尝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盖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岂好为异论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谓不惑乎流俗而笃于自信者也。

战国之游士则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乐于说之易合其设心注意偷为一切之计而已。故论诈之便而讳其败，言战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胜其害也；有得焉，而不胜其失也。卒至苏秦、商鞅、孙膑、吴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诸侯及秦用之者亦灭其国，其为世之大祸明矣，而俗犹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时适变，为法不同，而考之无疵，用之无弊。故古之圣贤，未有以此而易彼也。

（节选自曾巩《＜战国策＞目录序》）

［注］①二子：孔子和孟子。②二帝：尧、舜。三王：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三代之王。③曾巩校勘《战国策》后，为书作了这篇目录序。

10．材料二画波浪线的部分有三处需要断句，请用铅笔将答题卡上相应位置的答案标号涂黑。

不知道之可A信B而乐于说之C易D合E其设心F注意G偷H为I一切之计而已

11．下列对材料中加点的词语及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兴，指兴起，与“《诗》可以兴”中的“兴”意思不相同。

B．因，指依靠、凭借，与“不如因善遇之”的“因”意思相同。

C．强，指强迫，与“强行者有志”中“强”的意思不相同。

D．《战国策》，又称《国策》，为西汉刘向编订的国别体史书。内容以策士的游说活动为中心，如苏秦提出“合纵”六国以抗秦，张仪则用“连横”破苏秦的“合纵”。

12．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概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刘向认为虽然孔子的王道思想清楚分明，七十二贤人也都是天下俊才，但是在礼义衰落的时代，君主不尊重他们，王道也不能被实施。

B．曾巩认为虽然二帝和三王治理国家的办法各有不同，但他们治理天下的用意是一样的。

C．曾巩指出战国游说之士自己身亡，诸侯用他们的计谋也导致亡国，可见只有先王的治国之法才“用之无弊”。

D．刘向指陈时代变迁，词句精炼，富有韵味；曾巩论述有理有据，行文畅达舒卷。

13．把材料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1）故孟子、孙卿儒术之士弃捐于世，而游说权谋之徒见贵于俗。

（2）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

14．刘向与曾巩均为《战国策》作了序，选文中二人对“儒家”和“游说家”的态度有何异同？

 

 

答案：

10．BEG 11．B    12．C    13．（1）因此孟子、孙卿等儒术之士，被世人抛弃，而游说权谋的那些人，被世俗尊重。

（2）道，是用来确立根本的原则，不能够不统一，这是不可改变的道理。 14．同：二人均认可儒家思想，批评游说家。（或肯定孔孟能够通晓先王之道，批评游说之道不能用于治国教化。）

异：刘向为游说家开脱。（或认为在当时的形势下、他们不得不迎合君上）、曾巩未给他们开脱。

【解析】10．本题考查学生文言文断句的能力。

句意：他们不懂得道是可信的，却喜欢他们的言论容易与国君的想法相符合；他们的居心用意，只是苟且地提出一时权宜的策略罢了。

“道”的谓语为“可信”，中间不应断开，应在“信”后面断开，即在B处断开；

“说”的谓语为“易合”，中间不应断开，应在“合”后面断开，即在E处断开；

“其设心注意”是后面句子的主语，应在“意”后面断开，即在G处断开。

所以，应在BEG处断开。

11．本题考查学生了解并掌握常见的文学文化常识以及一词多义的能力。

A.正确。“兴”，兴起。/激发感情。句意：王道就因此不能被实施。/《诗》可以使人受到感染。

B.“意思相同”错误。“因”，依靠，凭借。/趁机。句意：不得不依靠形势作为依托。/不如趁机好好地对待他。

C.正确。“强”，强迫。/坚持不懈。句意：难道是要强迫当时天下的国君去做后世所不能办到的事吗？/确定不移、竭力实行的人有意志。

D.正确。

故选B。

12．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章内容的能力。

C.“只有先王的治国之法才‘用之无弊’”错误。原文“惟先王之道，因时适变，为法不同，而考之无疵，用之无弊”意思是只有先王之道，根据时代，适应变法，做法不同，对它加以考察，若没有缺点，用它治理国家就不会发生弊病。

故选C。

13．本题考查学生理解并翻译文言文句子的能力。

（1）“捐”，抛弃；“贵”，尊重；“而游说权谋之徒见贵于俗”，被动句式，“见……于”表被动；“之徒”，那些人。

（2）“所以”，用来；“道者，所以立本也”“此理之不易者也”，判断句；“一”，统一；“易”，改变。

14．本题考查学生对作者观点态度的把握能力。

由原文“周室自文、武始兴，崇道德，隆礼义，故仁义之道满乎天下。及春秋之后，众贤辅国者既没，而礼义衰矣。孔子虽论《诗》《书》，定《礼》《乐》，王道粲然，以匹夫无势，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俊也，时君莫尚之，王道遂用不兴。仲尼既没，道德大废，上下失序”可知，刘向认同儒家思想。

由原文“夫孔孟之时，去周之初已数百岁，其旧法已亡，旧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独明先王之道，以谓不可改者，岂将强天下之主以后世之所不可为哉？亦将因其所遇之时，所遭之变，而为当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惟先王之道，因时适变，为法不同，而考之无疵，用之无弊。故古之圣贤，未有以此而易彼也”可知，曾巩也肯定儒家思想。

所以，二人均认可儒家思想，批评游说家。

由原文“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画。故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虽不可以临国教化，兵革亦救急之势也。皆高才秀士，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亦可喜，皆可观”可知，刘向认为在当时的形势下，游说家不得不迎合君上，为游说家开脱。

由原文“战国之游士则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乐于说之易合，其设心注意，偷为一切之计而已”可知，曾巩认为那些游说家是为了迎合国君，并没有为这些游说家开脱。

所以，刘向为游说家开脱，曾巩未给他们开脱。

参考译文：

材料一：

周王室自从文王、武王开始兴起，崇尚道德，重视礼仪。因此仁义之道通行于天下。到了春伙之后，能辅佐国政的众多贤人都死去了，礼义也就衰落了。孔子虽然论《诗》《书》，定《礼》《乐》，（他的）王道思想清楚分明，（但）因为他只是一介平民，没有努力，能教育的只有七十二个贤人而已。（他们）都是天下的俊才，当时的君主没有人尊崇他们，王道就因此不能被实施。孔子逝世以后，道德大坏，上下的等级次序荡然无存，到了秦孝公抛弃了礼让而推崇战争，放弃了仁义而崇尚谲诈，只是为了让国家变得强盛而已。那些篡位窃国的人，成为诸侯王；那些善于使用狡诈欺骗手段的国家，兴起成为强国。因此各国互相仿效，后来的国君师法他们，便开始互相吞并，战争连年不断，流血洒满原野，父子不能相亲，兄弟不能相安，夫妇离散，没有人能保命，道德在这时就已经荡然无存了。

到了春秋晚期情况更加严重，（经过兼并）只留下七个万乘之国，五个千乘之国，力量相当者争权夺利，都成了参战的国家。（各国都）贪得无厌，没有廉耻，竞相进取，不知满足；各国以武力相争，取胜的为尊；战争没有停止的时候，奸诈欺骗的行为大行其道，在这个时候，即使有道德，也不会被使用，因此孟子、孙卿等儒术之士，被世人抛弃，而游说权谋的那些人被世俗尊崇。于是苏秦、张仪之流，创立了纵横、短长的学说，左右着国家的局势。连横成功，秦国就能称帝。实行合纵，那么楚国就能称王。

战国之时，君主的德行浅薄，替他们出谋划策的人，不得不依靠形势作为依托，凭借时势而谋划。因此他们的谋略是为了扶助急难、维持即将灭亡的国家，所做的都是权宜之事，虽然不能用于治国教化，化解战争，却也是救急之需。他们（战国策士）都是才能出众之士，揣摩当时君主所能实行的，贡献自己出奇的策略、过人的智慧，以求转危为安，救亡为存。这也是值得嘉许的，而且也都有可以观览借鉴之处。

材料二：

孔子、孟子的时代，距离周朝初期已经好几百年，那些旧的法令已经消失，旧的习俗已经消亡很久了。孔子、孟子却偏偏阐明先王治国的原则，认为是不能改变的，难道是要强迫当时天下的国君去做后世所不能办到的事吗？他们只不过是要根据他们所碰上的时代，所遭遇的变化，而提出当时应当实行的主张，使那些主张不背离先王们的用意罢了，二帝三王治理天下，他们之间的变革本来各不相同，他们的办法本来就有差别，但他们治理国家天下的用意，以什么为根本，以什么为末事、先干什么，后干什么，未尝不相同。孔孟之道，也不过如此罢了。法，只是用来适应变化的，不一定完全相同；道，是用来确立根本的原则，不能够不统一，这是不可改变的道理。所以孔子、孟子坚持这个原则，难道是喜欢提出不同的言论主张吗？只是能够做到不苟且罢了。他们可以说是不被世俗的见解所迷惑，而且能够坚定地相信自己的人了。

战国时代的游说之士却不这样，他们不懂得道是可信的，却喜欢他们的言论容易与国君的想法相符合；他们的居心用意，只是苟且地提出一时权宜的策略罢了。所以他们谈论欺诈的好处，而讳谈欺诈的失败；夸说战争的好处，而隐瞒战争带来的祸患，他们争相奔走去做的事，不是没有好处，但是不会超过它的害处；不是没有所得，但是不能超过所失。最后到苏奏、商鞅、孙膑、吴起、李斯这样的谋士，因此而丧生；而诸侯和秦国因为施行了他们的政策而遭遇灭国之灾。多么明显，这是世界的一大祸害呀。但是俗世仍然没有醒悟过来。只有遵循先王正确的法度，积极适应时代，做出改变，虽然法度不同，但是检查不出瑕疵，实行起来也没有弊端。所以古代的圣贤，没有因此而改变自己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