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
三、文言文阅读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书》曰:“临下以简,御众以宽。”此百世不易之道也。昔汉高帝约法三章,萧何定律九篇而已。至于文、景,刑措不用。历魏至晋,条目滋章,民无所措手足。唐及五代止用律令,国初加以注疏,情文备矣。今《编敕》续降,动若牛毛,人之耳目所不能周,思虑所不能照,而法病矣。臣愚谓当熟议而少宽之。
今御史六察,专务钩考簿书,责发细微,自三公九卿,救过不暇。夫详于小,必略于大,其文密者,其实必疏。故近岁以来,水旱盗贼,四民流亡,边鄙不宁,皆不以责宰相,而尚书诸曹文牍繁重穷日之力书纸尾不暇,此皆苛察之过也,不可以不变。《易》曰:“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先王之理财也,必继之以正辞,其辞正则其取之也义。三代之君,食租衣税而已,是以辞正而民服。自汉以来,盐铁酒茗之禁,贷榷易之利,皆心知其非而冒行之,故辞曲而民为盗。今欲严刑妄赏以去盗,不若捐利以予民,衣食足而盗贼自止。
夫兴利以聚财者,人臣之利也,非社稷之福。省费以养财者,社稷之福也,非人臣之利。何以言之?民者国之本,而刑者民之贼。兴利以聚财,必先烦刑以贼民,国本摇矣。而言利之臣,先受其赏,近岁宫室城池之投,南蛮、西夏之师,车服器械之资,略计其费,不下五千万缗,求其所补,卒亦安在?若以此积粮,则沿边皆有九年之蓄,西夷北边,望而不敢近矣。赵充国有言:“湟中谷斛八钱。吾谓籴三百万斛,羌人不敢动矣。”不待烦刑贼民,而边鄙以安。然为人臣之计,则无功可赏。人主不察,乃以社稷之深忧,而徇人臣之私计,岂不过甚矣哉?
(选自苏轼《刑政》,有删改)
材料二:
荀子曰:“絜国以呼功利,不务张其义,齐其信,唯利之求;内则不惮诈其民而求小利焉,外则不惮诈其与而求大利焉。内不修正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如是,则臣下百姓莫不以诈心待其上矣。上诈其下,下诈其上,则是上下析也。如是,则敌国轻之,与国疑之,权谋日行而国不免危削,綦之而亡,齐闵、薛公是也。故用强齐,非以修礼义也,绵绵常以结引驰外为务。故强,南足以破楚,西足以诎秦,北足以败燕,中足以举宋。及以燕、赵起而攻之,若振槁然,而身死国亡,为天下大戮。是无他故焉,唯其不由礼义而由权谋也。”
(选自《资治通鉴·周纪四》,有删改)
10.材料一画波浪线的部分有三处需要断句,请用铅笔将答题卡上相应位置的答案标号涂黑。
而尚书A诸曹B文牍C繁重D穷E日之力F书G纸H尾不暇
11.下列对文中加点词语及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
A.“簿书”,指官署的文书簿册,由御史监察、考核,然后由三公九卿来补救过失。
B.“榷易”,指专卖,朝廷当时实行盐、铁、酒、茶专卖制度,禁止民间私下买卖。
C.“捐”,指舍弃、抛弃,和成语“秋扇见捐”“细大不捐”中的“捐”词义相同。
D.“与”,指结交、亲附,和《烛之武退秦师》“失其所与”中的“与”词义相同。
12.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苏轼对前朝及宋初律法多有称赏,只对当时多如牛毛的律法颇有微词,并不认可。
B.苏轼引用赵充国的话来说明无须兴利以聚财,积粮即可安边境这一主张的正确性。
C.荀子认为国君若以欺诈手段对待人民和他国,他们也会以同样的手段来对付国君。
D.齐以权谋治国,拥有强大国势,足以称霸诸侯;可诸侯联兵就不堪一击,身死国灭。
13.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1)兴利以聚财,必先烦刑以贼民,国本摇矣。
(2)是无他故焉,唯其不由礼义而由权谋也。
14.请比较文中苏轼和荀子治国理政观点的异同。
答案:
【答案】
10.BDF 11.A 12.A
13.(1)谋求利益聚敛资财,必然要先制定种种繁琐的刑罚来残害人民,国家的根本就动摇了。
(2)这没有其他的原因,只是因为他不用礼义却用权谋。
14.同:都批驳统治者见利忘义,损害民众利益实现个人野心的做法。
异:苏轼侧重宽简刑罚以施行仁政。荀子侧重依照仁义行事,不要滥用权谋欺诈之术。
【解析】
10.本题考查学生文言文断句的能力。
句意:而尚书各部中,文书表格如山之重,一天到晚地批阅,在文件末尾签署意见都忙不过来。
“文牍繁重”为完整的主谓结构,“尚书诸曹”作状语,故“尚书诸曹”的后面B处应断开,“繁重”的后面D处应断开;
“书纸尾不暇”为完整的主谓结构,“不暇”作“书纸尾”的谓语,“书纸尾”为省略句兼状语后置,正常语序为“于纸尾书”,故“书”的前面F处应断开。
故BDF三处断句。
11.本题考查学生了解并掌握常见的古代文化常识及对文言词语中的一词多义现象的理解能力。
A.“由三公九卿来补救过失”错。原文为“自三公九卿”,表明是所有朝臣。
B.正确。
C.正确。“捐”,均指舍弃、抛弃。句意:不如让利给百姓/秋凉以后,扇子就被抛在一边不用了/大的小的都不舍弃。
D.正确。“与”,均指结交、亲附。句意:友邦对他猜疑顾忌/失去了自己所结盟的力量。
故选A。
12.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章内容的能力。
A.“苏轼对前朝及宋初律法多有称赏”错。由原文“历魏至晋,条目滋章,民无所措手足”可知,苏轼对魏晋时期律法并没有称赏。
故选A。
13.本题考查学生理解并翻译文言文句子的能力。
(1)“烦”,使……繁琐;“贼”,残害;“本”,根基。
(2)“是”,这;“唯”,只是;“由”,遵循、用。
14.本题考查学生评价文中思想观点的能力。
同:
由“今《编敕》续降,动若牛毛,人之耳目所不能周,思虑所不能照,而法病矣。臣愚谓当熟议而少宽之”“今欲严刑妄赏以去盗,不若捐利以予民,衣食足而盗贼自止”“夫兴利以聚财者,人臣之利也,非社稷之福。省费以养财者,社稷之福也,非人臣之利”可知,苏轼批驳统治者见利忘义,损害民众利益实现个人野心的做法;
由“絜国以呼功利,不务张其义,齐其信,唯利之求;内则不惮诈其民而求小利焉,外则不惮诈其与而求大利焉。内不修正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如是,则臣下百姓莫不以诈心待其上矣。上诈其下,下诈其上,则是上下析也”可知,荀子批驳统治者见利忘义,损害民众利益实现个人野心的做法。
异:
由“臣愚谓当熟议而少宽之”“今欲严刑妄赏以去盗,不若捐利以予民,衣食足而盗贼自止”可知,苏轼侧重宽简刑罚以施行仁政;
由“是无他故焉,唯其不由礼义而由权谋也”可知,荀子侧重依照仁义行事,不要滥用权谋欺诈之术。
参考译文:
材料一:
《尚书》中说:“帝王对下面臣子的管束要简约,管理民众要宽松。”这是百代不可改变的大道。当年汉高祖入关之后,与秦民约法三章;萧何制定律令,不过九篇而已。到了文帝、景帝之时,刑法几乎无所施用。经过曹魏到了晋代,法律条文越来越多,平民百姓几乎无所措其手足。唐朝和五代只使用律令,宋朝初年,对律令加以注解疏理,终于使律令情理兼备。如今各种《编敕》接连颁降,条文动辄多如牛毛,以至人的耳目无法周览,脑子想记也记不过来,于是乎法令出现了大问题。臣愚昧,认为此事应当仔细议论,稍微放宽一些。
如今御史台的监察官员,一心只在细细考核文书材料,发现指出其中细微的不足,上自三公九卿,补救小过错都来不及。任何事情如果在小处过于苛细,势必忽略大的方面,条文过于慎密的,其实际成效必然会被忽视。所以近年来,水灾旱灾、大小盗贼,各业之民四散流亡,边疆没有安宁之象,都不去问责宰相,而尚书各部中,文书表格如山之重,一天到晚地批阅,在文件末尾签署意见都忙不过来,这完全是苛察小事没完没了所造成的,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周易》中说:“圣人治理财货,须端正言辞,禁止他的百姓做有罪的事,这就叫义。”前代帝王处置财货之事,一定会有相应的理由给人们作出说明,这些理由合情合理,所以获取财货就不会偏离义。三代时期的君主,不过靠收取赋税来谋衣食而已,所以说话刚正而百姓悦服。从汉朝以后,盐、铁、酒、茶这些利润高的货物,严禁私下交易赚钱,还要征收专卖的利益,那些帝王心里明明知道这样做是不合理的,却还要一意孤行,他们的说辞不在理,因而百姓起而为盗。如今想要用严酷的刑罚和不合理的奖赏消弭盗贼,不如让利给百姓,百姓衣食丰足,盗贼便会不剿自止。
谋求利益聚敛钱财,得利的是那些大臣,不是国家社稷之福。节省耗费来蓄养资财,是国家社稷之福,而不能使臣子们获利。为什么这么说呢?百姓是国家的根本,而刑罚则是百姓最痛恨的罪恶工具。谋求利益聚敛资财,必然要先制定种种刑罚来残害人民,国家的根本就动摇了。而那些赞成取利于民的臣子,会最先受到朝廷的奖赏。近年来修造宫室城池的巨大投入,平息南方异族和抵御西夏进犯所用的军队,兵车服用器械所费资财,粗略地计算一下,也不下五千万缗之多,要求得相应的补足,最终能在什么地方获得?如果用这些费用囤积粮草,那么沿边州郡都能有九年的储备,西北和契丹,也就只敢远望而不敢靠近了。汉朝大将赵充国曾经说过:“湟中的谷米每斛才八钱。我购买上三百万斛,西羌人就不敢乱动了。”不需要靠苛酷的刑法来残害百姓,而边境一派安宁。当然,如果站在臣子的角度考虑,他们就没有什么功劳可以邀赏了。国君不能细察,竟然用(对)江山社稷的深深忧虑之心,去顺从臣子们的私心,岂不是错得太厉害了吗?
(选自苏轼《刑政》,有删改)
材料二:
荀子说:“带领全国上下追求功名利禄,不追求申明德义,不修整信义,只追求利益;对内不害怕以欺诈人民来谋取蝇头小利,对外不害怕以欺诈盟国来寻求大利;在内不治理已有的国土,却常常想着去侵夺他人的东西,如此,臣下与百姓就没有不心怀欺瞒狡诈而对待自己的君王的。身居上位的欺诈臣下,身居下位的欺诈君上,于是上下之间关系分崩离析。像这样,敌国对他轻蔑,友邦对他猜疑顾忌,权术诈谋日益泛滥,于是国家免不了被削弱而变得危险,齐湣王、薛公就是这样。所以齐王拥有国势强盛的齐国,不修礼义,只是不断地勾结别国,向外扩张。因此治理强大的齐国,向南足以击破楚国,向西能够使秦国屈服,向北可以战胜燕国,在中原能一举而消灭宋国。等到燕、赵两国联合起兵来讨伐齐国,却如同摧折枯朽的草木,而齐王身死国灭,成为全天下得奇耻大辱。这没有其他的原因,只是因为他不遵循礼义却沉溺于权谋之中。”
(选自《资治通鉴·周纪四》,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