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
(一)文言文阅读(本题共5小题，20分)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10～14题。
材料一：
稹复上疏，以为：“理乱之始，必有萌象。开直言，广视听，理之萌也。甘谄谀，蔽近习，乱之象也。自古人主即位之初，必有敢言之士，人主苟受而赏之，则君子乐行其道，竞为忠说；小人亦贪得其利，不为回邪矣。如是则上下之志通幽远之情达欲无理得乎?苟拒而罪之，则君子卷怀括囊以保其身，小人阿意迎合以窃其位矣。如是，则十步之事，皆可欺也，欲无乱得乎?昔太宗初即政，孙伏伽以小事谏，太宗喜，厚赏之。故当是时，言事者惟患不深切，未尝以触忌讳为忧也。太宗岂好逆意而恶从欲哉?诚以顺适之快小，而危亡之祸大故也。陛下践作，今以周岁，未闻有受伏伽之赏者。臣等备位谏列，旷日弥年，不得召见，每就列位，屏气鞠躬，不敢仰视，又安暇议得失，献可否哉?供奉官尚尔，况疏远之臣乎!此盖群下因循之罪也。”因条奏请次对百官、复正牙奏事、禁非时贡献等十事。
(选自《资治通鉴·唐纪》,有删改)
材料二：
谏必有专官乎?古之明王，工瞽、庶人皆可进言于天子，故《周官》无谏职，以广听也。谏之有官，自汉设谏议大夫始。晋初立国，以傅玄、皇甫陶为之，唐之补阙拾遗，宋之司谏，皆放此而立也。谏有专官，而人臣之得进言于君仅矣。虽然，古今之时异，而广听之与慎听也，不得不殊；进言之迹同，而受益之与防邪也，亦各有道，未可以一概论也。
谏官专立，职专谏矣。然非专谏于其官，而禁外此者之谏也。不淫听于辨言，而不塞聪于偏听；苟得忠直知治者司其是非之正，则怀忠乐进者相感以兴。乃若听之之道，群言竞奏，而忠佞相殽，存乎君之辨之，不徒在言者也。谏者以谏君也。迩声色，殖货利，狎宦戚，通女谒，怠政事，废学问，崇佛老，侈宫室，私行游，媒威仪，若此者谏官任之。大小群臣下逮于庶人，苟有言焉，则固天子所宜侧席而听者也。即言之过，而固可无尤也。外此，人与政其亟矣。然而人之贤不肖，铨衡任之；政之因革，所司任之。虽君道之所必详，而清诸其源，则是非著而议论一；争于其流，则议论繁而朋党兴。贞邪利害，各从其私意，辨言邪说，将自此以起，固不可不慎防之。而广听适以召奸，尤明主所深惧也。
(选自王夫之《读通鉴论》,有删改)
10.材料一画波浪线的部分有三处需要断句，请用铅笔将答题卡上相应位置的答案标号涂黑，每涂对一处给1分，涂黑超过三处不给分。(3分)
如是A则B上下之志C通D幽远之情E达F欲G无H理得乎?
11.下列对材料中加点的词语及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阿，迎合、曲从，与成语“阿谀奉承”中的“阿”意思相同。
B.“厚赏之”与《离骚》“固前圣之所厚”两句中的“厚”意思不同。
C.盖，表推测，大概，与《孔雀东南飞并序》“枝枝相覆盖”中的“盖”用法不同。
D.迩，远，与《<论语>十二章》“迩之事父”中的“迩”意思相同。
12.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概述，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元稹认为政治清明与祸乱危亡两种朝堂现象不是突然出现的，都有一定的迹象，前者君主广开言路，后者却闭目塞听。
B.元稹认为认真倾听并厚赏敢于直言进谏之士，既能鼓励有志之士勇敢践行理想，也能避免小人生事，实现政治的清明。
C.元稹将孙伏伽进谏小事获赏，而自己位列谏官却无法得到皇上召见的两种状况进行对比，剖析当时朝堂诤言进谏之难。
D.汉代以前，所有的人都可以向天子进谏，但自汉代设立了谏议大夫后，规定只有担任朝堂的专职谏官才能向君主进言。
13.把材料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8分)
(1)故当是时，言事者惟患不深切，未尝以触忌讳为忧也。(4分)
(2)苟得忠直知治者司其是非之正，则怀忠乐进者相感以兴。(4分)
14.两则材料对“广开言路”的看法有何异同?请结合材料内容简要分析。(3分)
答案：
10.ADF
11.D(
12.D
13.(1)所以在当时，谈论政事的人们唯恐讲得不够深挚切实，从来不曾有人担心触犯忌讳。(得分点：“患”“深切”“触”各1分，句意1分)
(2)假若得到忠诚正直且懂得治理国家的人才，任用其担当明辨是非曲直的职务，那么心怀忠诚、乐于进言的人便大受鼓舞，纷纷起来进言。(得分点：“苟”“司”“兴”各1分，句意1分)14.同：都强调“广开言路”的重要性，两则材料都认为开直言、广视听是治理国家的重要手段。
(1分)异：材料一侧重于开直言的实际效果，主要强调了开直言的正面效果和拒绝直言的负面效果，没有提及广听可能带来的风险；(1分)材料二则对谏官制度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指出广听虽然可以纳谏，但也可能引发奸邪之言，强调了君主需要慎重辨别，避免因广听而召奸。(1分)
【参考译文】
材料一：
元稹再次上疏，他认为：“在政治修明与祸乱危亡的初期，肯定是有萌芽和迹象的。开通直言进谏的道路，拓广接受意见的范围，这是政治修明的萌芽。喜欢阿谀逢迎，被自己亲幸的人们蒙蔽，这是祸乱危亡的迹象。自古以来，在君主即位的初期，肯定会有敢于直言切谏的人士，如果人君接受这些人士的意见，从而奖赏他们，君子便愿意奉行他们的理想，争相表现出忠诚和正直；小人也贪图其中的利益，不做奸邪的事情了。如果能够做到这些，那么上下之志相通，幽深辽远之情畅达，即使不打算政治修明，能够办得到吗?如果君主抵制直言切谏的人士，从而惩罚他们，君子便会藏身隐退，缄口不言，但求明哲保身了，小人便会曲意迎合，从而窃居君子的地位了。像这个样子，要办的事情就是近在十步以内，也完全有可能做出欺上罔下的勾当来，想没有祸乱办得到吗?过去，太宗刚执政时，孙伏伽就一件小事进谏，太宗大喜，重重地奖赏了他。所以在当时，谈论政事的人们唯恐讲得不够深挚切实，从来不曾有人担心触犯忌讳。难道是太宗喜欢让人违背自己的意志而厌恶人们顺从自己的想法吗?这诚然因为顺心适意的快乐太渺小，而国家危亡的祸殃太重大。陛下登基，至今已满一年，没听说过有人受到孙伏伽那样的奖赏。我等在谏官行列中聊以充数，空费时日，不能够得到陛下的召见，每当站进朝班的行列位次之中，屏住呼吸，曲身行礼，连抬头看上一眼都没有胆量，又怎么会顾得上议论得失，诤言进谏呢?在皇帝周围供职的官员尚且如此，何况其他职位疏远的臣下呢!这恐怕是群臣因袭故习的缘故吧。”于是，他逐条上奏，请求实行依次召对百官、恢复正殿奏事、禁止临时进献贡物等十件事情。
材料二：
必须要设置专门的谏官吗?古代的贤明君主统治时期，乐师、平民百姓都可以向天子进言，因此《周官》中并没有提到谏官一职，其目的是为了广开言路。设立谏官，是从汉代设立谏议大夫一职开始的。西晋在建国之初，便任命傅玄、皇甫陶担任此职，唐朝的补阙拾遗、宋朝的司谏，都是仿效此制而专门设立的官职。设立了专职谏官，便形成了只有位居此专职的官员才能向君主进言的情形。尽管如此，古今时代有别，而君主广听谏言和慎听臣言的情形势必会有所不同；臣下进言的行迹相同，但君主直接受益与谨防奸邪也各有其方法，并不能一概而论。
专职谏官的设立，其职责是为了专司进谏。然而并非只有谏官才能进谏，而禁止除谏官以外的人有所谏言。不沉湎于听信巧伪之言，不闭目塞耳、偏听偏信；假若得到忠诚正直且懂得治理国家的人才，任用其担当明辨是非曲直的职务，那么心怀忠诚、乐于进言的人便大受鼓舞，纷纷起来进言。至于听取谏言之道，则臣下竞相进言，忠、奸之言相互混淆，这就需要君主来辨别其中的是非曲直，而不仅仅是进言者的问题了。进谏者的目的主要是劝谏君主。对于亲近声色，喜好敛财，宠信宦官外戚，纵容后宫干政，懈怠朝政，荒废学业，崇尚佛、老之说，奢侈宫室，私下游乐，轻慢君主威仪等行为，谏官都需要给予谏言制止，这是其职责所在。而上至大小官员下至庶民百姓，如果有所进言，则天子都应该虚心听取其意见。即使言过其实，也固然不可以过分苛责。否则，人事与政事就将会面临危局了。然而用人的贤良与否，都需要主管选拔官吏的官员认真考量与辨别后方可任命；政务的因袭与变革，都需要专职的官员和部门来进行思虑取舍。虽然为君之道必须详明具体，然而若能明晰其根本，追根溯源，则是非自然清楚显现，议论终定于一；若争论于细枝末节，则会使得议论繁杂混乱，致使朋党兴起。臣子忠奸有别、利害各异，各党派都从一己之私出发，他们巧言善辩，制造各种邪说，乱象将由此而起。所以，这种情形固然不可不慎重防范。而广开言路却正好致使奸邪小人乘虚而入，这尤其是贤明君主所深为忧虑恐惧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