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录》之《贵廉》原文及翻译

顾炎武《日知录》
贵廉
    汉元帝时，贡禹上书言：“孝文皇帝时，贵廉洁，贱贪污，贾人、赘婿及吏坐赃者，皆禁锢不得为吏。赏善罚恶，不阿亲戚，罪白者伏其诛，疑者以与民，无赎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内大化，天下断狱仅四百，与刑措亡异。
     “武帝始临天下，尊贤用士，辟地广境数千里。自见功大威行，遂从嗜欲。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变，使犯法者赎罪，入谷者补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乱民贫，盗贼并起，亡命者众。郡国恐伏其诛，则择便巧史书、习于计簿、能欺上府者，以为右职；奸宄不胜，则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义而有财者显于世，欺谩而善书者尊于朝，悖逆而勇猛者贵于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为？财多而光荣。何以礼义为？史书而仕宦。何以谨慎为？勇猛而临官。’故黥劓而髡钳者，犹复攘臂为政于世，行虽犬彘，家富势足，目指气使，是为贤耳。故谓居官而置富者为雄杰，处奸而得利者为壮士。兄劝其弟，父勉其子，俗之败坏，乃至于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赎罪，求士不得真贤，相守崇财利而诛不行之所致也。
    “今欲兴至治，致太平，宜除赎罪之法。相守选举不以实及有赃者，辄行其诛，亡但免官，则争尽力为善，贵孝弟，贱贾人，进真贤，举实廉，而天下治矣。”
    呜呼，今日之变，有甚于此！自神宗以来，黩货之风日甚一日。国维不张，而人心大坏，数十年于此矣。《书》曰：“不肩好货，敢恭生生，鞠人谋人之保居，叙钦。”必如是而后可以立太平之本。
    贡禹又言：“欲令近臣自诸曹侍中以上，家亡得私贩卖，与民争利。犯者辄免官削爵，不得仕宦。”此议今亦可行。自万历以后，天下水利碾硙，场渡市集，无不属之豪绅，相沿以为常事矣。

（取材于顾炎武《日知录》）
【注】①便巧史书：这里指善于舞文弄墨。②相守：诸侯国相、郡守。③神宗：明朝皇帝，年号万历。④“不肩好货”句：大意是不任用贪财的人，而举用懂得养民、能改善百姓生活的人。⑤顾炎武：明末清初思想家。


译文：
    汉元帝时，贡禹上书说：“孝文皇帝时，崇尚廉洁鄙视贪污，商贾、赘婿以及官吏中有贪污行贿的，都被强力限制不得为官。奖赏善人，惩罚恶人，不偏袒亲戚，犯罪证据确凿的按律惩罚，罪证不确凿的（或“犯有可疑轻罪的”）公之于众，没有赎罪的规定。所以令行禁止，天下大治，全天下审理和判决的案件仅有四百起，这同把刑罚搁置起来差不多。
    “武帝即位之初，尊重贤才，任用士人，开疆扩土数千里。他自以为功绩盛大，威望很高，于是开始放纵自己的欲望。费用不足，就变更各种旧有制度，使得犯法的人能用财物赎罪，交纳一定谷物的可以补为官吏。于是，天下奢侈之风盛行，吏治混乱，百姓贫困，盗贼蜂起，亡命之徒增多。各郡国官吏担心祸殃及身，所以挑选那些善于舞文弄墨、熟悉赋税簿籍、善于巧言蒙骗上级官府的人,授以高官。为非作歹之事层出不穷，就任用凶狠而能够威胁百姓的人，任用以暴虐手段胁迫人屈服的人，使他们身居要职。所以无义而有财的人显赫于世，欺诈而善于舞文弄墨的人尊贵于朝廷，悖逆而凶狠的人显达于仕途。所以，民间流传这样的话：‘要孝悌有何用？钱多就光荣。要礼义有何用？善于舞文弄墨就能显贵。要谨慎有何用？凶狠暴虐就能做官。于是，受过黥、劓、髡、钳等刑罚的人，也在世间奋起参政，言行虽同猪狗，但家庭富裕、势力强大，颐指气使，这就是所谓的贤能之人。于是称因做官而致富的人为英雄豪杰，称因奸诈而获利的人为壮勇之士。哥哥用这些劝勉弟弟，父亲用这些鼓励儿子，社会风俗败坏，已经到了如此地步！考察其原因，都是因犯法却允许拿钱赎罪，难以求得真正的贤能之士，诸侯国相、郡守贪图钱财私利，诛罚措施施行不力。
    “如今想要振兴社会，使天下太平，就应该废除赎罪之法。相守中选拔推举官吏不按实情的以及收受贿赂的人，坚决诛杀，不能仅仅免除官位。这样一来，人人争相为善，推崇孝悌，唾弃奸商，进选真正贤能之人，推荐真正廉洁之士，天下才能得以大治。”
    唉，如今的变化比这更加恶劣！自神宗以来，以财物赎罪的风气一日比一日严重，国家纲纪制度形同虚设，人心大坏，数十年间都是如此。《尚书》说：“不任用贪恋财物的人，任用为百姓谋生活的人。凡是能养育民众、设法使民众安居乐业的，会按照功绩大小提升他们。”只有这样，才能够从根本上确保太平盛世。
    贡禹又说：“想使近臣自各部官员、侍中以上，不得私自贩卖货物，与民争利。凡是违犯的就免除官职、削去爵位，不得再入仕途。”这种方法现今也能实行。自万历以后，天下水利、研磨行业、运输、市集，没有不被豪绅控制的，沿袭下来便成了常见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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