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巩《南轩记》原文及翻译

曾巩
原文：
    得邻之茆(máo)地，蕃之，树竹木，灌蔬于其间，结茅以自休，嚣然而乐。世固有处廊庙之贵，抗万乘之富，吾不愿易也。
    人之性不同，于是知伏闲隐奥，吾性所最宜。驱之就烦，非其器所长，况使之争于势利、爱恶、毁誉之间邪？
    然吾亲之养无以修，吾之昆弟饭菽藿羹之无以继，吾之役于物，或田于食，或野于宿，不得常此处也，其能无焰然于心邪？
少而思，凡吾之拂性苦形而役于物者，有以为之矣。士固有所勤，有所肆，识其皆受之于天而顺之，则吾亦无处而非其乐，独何必休于是邪？顾吾之所好者远，无与处于是也。
    然而六艺百家史氏之籍，笺疏之书，与夫论美刺非、感微托远、山镵(chán)冢刻、浮夸诡异之文章，下至兵权、历法、星官、乐工、山农、野圃、方言、地记、佛老所传，吾悉得于此。
    皆伏羲以来，下更秦汉至今，圣人贤者魁杰之材，殚岁月，惫精思，日夜各推所长，分辨万事之说，其于天地万物，小大之际，修身理人，国家天下治乱安危存亡之致，罔不毕载。处与吾俱，可当所谓益者之友非邪？
    吾窥圣人旨意所出，以去疑解蔽。贤人智者所称事引类，始终之概以自广，养吾心以忠，约守而恕者行之。其过也改，趋之以勇，而至之以不止，此吾之所以求于内者。
    得其时则行，守深山长谷而不出者，非也。不得其时则止，仆仆然求行其道者，亦非也。吾之不足于义，或爱而誉之者，过也。吾之足于义，或恶而毁之者，亦过也。
彼何与于我哉？此吾之所任乎天与人者。然则吾之所学者虽博，而所守者可谓简；所言虽近而易知，而所任者可谓重也。
    书之南轩之壁间，蚤夜觉观焉，以自进也。南丰曾巩记。
（选自《唐宋八大家》延边人民出版社）

译文：
    得到邻近杂草很多的一块地，围上篱笆，栽上竹木，在里面灌水种蔬菜，搭建起草房来供自己休息，悠闲又快乐。世上固然有身在朝廷的显贵，财富与国君匹敌（相当）的富人，但我不愿意和他们互换位置。 
    世人的性情各不相同，由此而明白处于闲散的生活状态中，隐居在僻静的处所，我的性情最为合适。迫使我去做繁杂的事情，原本就不是我那天赋的长处所在，何况还要让人到那势利、爱憎、毁誉中间去争斗呢？ 
    然而我母亲的赡养没条件达到最完美的地步，我兄弟们的粗食淡饭也没办法顿顿吃得上，我被解决这些生活问题所驱迫，有时在田地里用饭，有时在野外住宿，不能够经常呆在这草房中，哪能在心里不焦躁呢？ 
    不过冷静一下再想想，大凡像我这样违背自己的性情，劳苦自己的身体，被生活问题所驱迫的情况，也是有理由去做的了。读书人原本就有该勤苦的事，也有该尽力的事，明白这些都是从上天那里承受过来的，进而顺从它，那我也就没有任何地方不是该欢乐的了，为什么偏偏一定要在这草房里休息才算好呢？回想我所爱好的东西很高远，与身在这草房中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然而六经、诸子百家、史家的著述，注解之类的书籍，以及评定美好事物，讽刺丑恶现象，对细微的东西别有感触而寄托又深远，凿于山崖和镌刻在墓石，浮夸又诡谲怪异的文章，下至用兵谋略、历法星象、乐舞音律、农作物种植、方言和地理书，佛教道教所传授的教义法术，我又全在这草房中获取到。 
    它们都属于从伏羲以来，往下又历经秦朝汉朝直至当代，圣人贤人和突出的奇才穷尽岁月，付出极大的精密思索，日夜各自推究学问胜过其他学问的地方，分析辨明各种事物的论断。这些论断对于天地万物，小事与大道的关系，修养好自身，治理民众，国家天下治乱安危存亡的最高表现，没有不详尽载述的。这样一来，草房与我在一起，可以够得上人们所说的扩充自己的好友吧？还是并不如此呢？ 
    我窥探圣人主旨用意的出发点，用它来去除疑惑，解开蒙昧。贤人和明智者称说事物，连及类属，勾勒出由始至终的大概情形，用它来扩充自己。拿忠诚来培植我的心性，紧紧约束住节操，按宽容的原则去行事。人有过错就改正，凭勇敢去对待所要奔赴的事业，靠永不止息来实现最高的目标，这些都是我要从内心来加以索求的东西（原因）。 
    获得到适当的时机就去施行，这时还守身在深山长谷而不出世，显然也是错误的。得不到适当的时机就作罢，这时还要不辞劳苦地去谋求践行自己的主张，显然也是错误的。我在适宜问题的处理上做得还不够，有人喜爱我而对我加以称赞，这是不对的。我在适宜问题的处理上做得很充分，有人厌恶我而对我进行诋毁，这也是不对的。 
    他们这两种态度，与我又有什么相干呢？进退适宜，正是我对上天和世人所应承当的东西。既然如此，那么我所研习的学问虽然很广博，但所持守的却可以称得上简要；所谈论的东西尽管浅近，很容易了解，但所承当的却可以称得上重大。 
    把以上这些话写在南轩的墙壁上，早晚看看它，用来激励自己上进。南丰曾巩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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