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辙《龙川别志》（张公安道尝为予言）原文及翻译

苏辙
原文：
    张公安道尝为予言：“治道之要，罕有能知之者。老子曰：‘道非明民，将以愚之。’国朝自真宗以前，朝廷尊严，天下私说不行，好奇喜事之人，不敢以事摇撼朝廷。故天下之士，知为诗赋以取科第，不知其它矣。谚曰：‘水到鱼行。:既已官之，不患其不知政也。昔之名宰相，皆以此术驭下。王文正公为相，南省试《当仁不让于师赋》,时贾边、李迪皆有名于场屋，及奏名，而边、迪不与。试官取其文观之，迪以落韵，边以师为众，与注疏异。特奏令就御试。王文正议：落韵失于不详审耳，若舍注疏而立异论，不可辄许。恐从今士子放荡，无所准的。遂取迪而黜边。当时朝论大率如此。仁宗初年，王沂公、吕许公犹持此论。自设六科以来，士之翘俊者，皆争论国政之长短。二公既罢，则轻锐之士稍稍得进，渐为奇论以撼朝廷，朝廷往往为之动摇。庙堂之浅深，既可得而知，而好名喜事之人盛矣。许公虽复作相，然不能守其旧格，意虽不喜，而亦从风靡矣。其始也，范讽、孔道辅、范仲淹三人，以才能为之称首。其后许公免相，晏元献为政，富郑公自西都留守入参知政事，深疾许公，乞多置谏官，以广主听。上方向之，而要公深为之助，乃用欧阳修、余靖等并为谏官。谏官之势，自此日横。上以谦虚为贤，下以做诞为高，于是私说逐胜，而朝廷轻矣。”然予以张公之论，得其一不得其二，徒见今世朝廷轻甚，故思最日之重，然不知其敝也。大臣恣为非横，而下无由能动，其害亦不细也。使丁置公之时台速言事必听已如仁宗中年其败已久矣!至于许公，非诸公并攻其短，其害亦必有甚者。盖朝廷之轻重则不在此。诚使正人在上，与物无私，而举动适当，下无以议之，而朝廷重矣，安在使下不得议哉?下情不上通，此亦人主之深患也。可则从之，否则违之，岂害于重哉!事偏则害生，故曰张公得其一不得其二，由此言之也。
(节选自苏辙《龙川别志》)


译文：
    张安道曾经对我说：“治理国家的关键，很少有人能知道。老子说：‘治国之道， 不是教导人民知晓智巧伪诈，而是教导人民淳厚朴实。’本朝自真宗以前，朝廷尊贵威严，天下私人的学说并不盛行，喜好奇闻异事的人还不敢用异事来震动朝廷。所以天下士人只知道写诗作赋来获取功名，不知道其他的事情了。谚语说：‘有了水，鱼就可以游动。’朝廷既然已经任命他们官职，就不担心他们不会做官。先前的知名宰相，全都用这种方法统治下属官吏。王文正公做宰相时，南省考试题目是《当仁不让于师赋》，当时贾边、李迪都在科举考试中广有声名，等到呈奏名册，贾边、李迪都不在其中。考官拿他们的文章来看，李迪的文章不押韵，贾边把‘师’解释为‘众’，和注疏不同， 考官特别上奏允许他们参加殿试。王文正驳议：不押韵的失误在于没有仔细审查，如果抛弃注疏而另立不同观点，不可以立即（轻易）允许。否则恐怕从今以后士人立论不受约束，没有明确的标准。于是选择了李迪而黜落了贾边。当时朝廷上的议论大都是这样。仁宗初年，王沂公（王曾）、吕许公（吕夷简）还赞同这种观点。自从设立六科取士以来，才智出众的士人都争相议论国家政事的优点和缺点。二公被罢相后，年轻锐意进取的士人渐渐获得升迁，他们一步步地发表奇异的观点来震动朝廷，朝廷往往也被这些观点动摇。朝廷的浅深既然可以知道了，于是那些喜欢扬名多事的人越来越多。吕许公虽然又担任了宰相，然而已经不能守住他原来的标准，心里虽然不高兴，却也只好随波逐流。开始的时候，范讽、孔道辅、范仲淹三人，因为才能被称为第一。后来吕许公被罢免宰相，晏元献（晏殊）治理国家，富郑公（富弼）从西都留守进入京城担任参知政事，  非常嫉恨吕许公，请求皇帝多设立谏官，用来扩充皇上的言路。皇上正有意偏向他，同时晏公也大力帮助他，于是任用欧阳修、余靖、蔡襄、孙沔等一起担任谏官。谏官的势力，从此一天天壮大。皇上把谦虚的人当成贤人，臣下把傲诞的人作为高人，于是私人的学说越来越多，而朝廷的尊严就变轻了。”可是我认为张公的观点，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只是看到当今朝廷尊严变得很轻，所以想到从前朝廷尊严被看得很重，但是他不知道其中的弊端。大臣放纵地做非礼和横暴的事，而下面的人却无能为力，这样的害处也不小。假使丁晋公（丁谓）当政时，台谏进言的事情一定听从，已经像仁宗中期那样，那他早就失败很久了！至于许公做宰相，如果不是诸公一起攻讦他的短处，那他为祸一定更加严重。大概朝廷尊严的轻重并不在张公说的这个方面。假使正人君子在位，待人接物没有私心，并且一举一动适当，下面的人就没有理由非议他，因而朝廷就显得贵重了，哪里是在于让下面的人不能议论呢？下面的情况不能上达朝廷，这也是君主非常担心的。进言得当就听取，不得当就不听从，难道这样就妨害了朝廷尊严吗！事情偏颇就会有弊端产生，因此说张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因此才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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