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宗熙宁二年,以王安石参知政事》原文及翻译
宋史纪事本末
原文:
神宗熙宁二年,以王安石参知政事。初,国用不足,安石曰:“国用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财者故也。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司马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彼设法夺民,其害乃甚于加赋。”争议不已。
甲子,议行新法。安石与刘恕友善,欲引置三司条例①,恕以不习金谷②为辞,且曰:“天子方属公以大政,宜恢张尧、舜之道以佐明主,不应以利为先。”安石曰:“利以和义,善用之,尧、舜之道也。”
王安石既执政,吕诲言其不通时事,大用之则非所宜。上疏言:“臣究安石之迹,固无远略,唯务改作,立异于人。臣窃忧之,误天下苍生,必斯人也。”疏奏,帝方眷注安石,还其章疏。刑部刘述上疏曰:“安石任偏见而立新议,陛下不察而从之,遂害天下大公。先朝所立制度,自宜世守勿失,乃事事更张,废而不用,愿罢逐以慰天下。”安石欲置述于狱,司马光争之,乃贬知江州。
九月,行青苗法。欲以广蓄积,平物价,使农人有以赴时趋事,而兼并不得乘其急。王安石荐吕惠卿为太子中允。司马光谏曰:“惠卿憸巧,非佳士。使王安石负谤于中外者,皆其所为也。”帝言:“安石不好官职,自奉甚薄,可谓贤者。”光曰:“安石诚贤,但性不晓事而愎,此其所短也。又不当信任吕惠卿,惠卿真奸邪,而为安石谋主,安石为之力行,故天下并指为奸邪也。”
山阴陆佃尝受经于安石,至是,应举入京师。安石问以新政,佃曰:“法非不善,但推行不能如初意,还为扰民。”安石惊曰:“何乃尔!吾与惠卿议之。”又访外议,佃曰:“外间颇以为拒谏。”安石笑曰:“吾岂拒谏者,但邪说营营,顾无足听。”佃曰:“是乃所以致人言也。”明日,召佃谓之曰:“已遣李承之使淮南质究矣。”既而承之还,诡言民无不便,佃说遂不行。
帝谓王安石曰:“外人云,今朝廷以为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安石曰:“陛下躬亲庶政,唯恐伤民,惧天变也。陛下采纳人言,事无大小,唯是之从,岂不恤乎!然人言固有不足恤者,苟当于义理,何恤乎人言!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则固当如此。”
(取材于《宋史纪事本末》《续资治通鉴》)
注释:①三司条例:即制置三司条例司,为变法临时设定的决策机构。②金谷:指钱财和粮食。
译文:
宋神宗熙宁二年,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起初,国家财用不足,王安石说:“国家财用不足,是因为未得到善于为国家理财的人才的缘故。善于为国家理财的人,不用增加赋税却可使国家财用充足。”司马光说:“天下怎么会有如此的道理?天地所生产的财货百物,不在百姓手中,就在官府,你设法剥夺百姓,其危害比加重赋税还严重。”两人争议不止。
甲子日,商议推行新法。王安石与刘恕交好,想把他引进三司条例司任职,刘恕以不熟悉钱粮作为推辞的理由,并且说:“天子正把国家大政委托给相公,应弘扬尧、舜之道来辅佐明主,不应当把利放在首位。”王安石说:“利是用来调和义的,善于运用利,便是尧、舜之道。”
王安石执政以来,吕诲说他不通晓时事,重用他是不合适的。吕诲进呈奏章说:“臣考究王安石的事迹,他并无远大的谋略,唯独追求重制变更,标新立异。臣私下为此忧虑,使天下百姓遭殃的,定是此人。”奏章呈上,神宗正宠爱王安石,(就)将吕诲的奏章退还回去。刑部的刘述进呈奏章说:“王安石用偏见而立新议,陛下不明察却听从王安石,这样就会有害于天下的公平。先朝所立的制度,自应世代遵守勿失,而王安石却事事变更,废止而不用,希望罢免驱逐王安石来安慰天下。”王安石想要将刘述下狱问罪,司马光为刘述力争,于是贬刘述为江州知州。
九月,实行青苗法。想借以扩大积蓄,平稳物价,使农民得以按农时从事生产,而兼并的人便无法乘农民的急难(加以盘剥)。王安石推荐吕惠卿为太子中允。司马光进谏说:“惠卿逢迎谄媚,并非好人。使王安石在朝廷内外受到诽谤的,都是吕惠卿所造成的。”神宗说:“安石不喜好官职,自己生活节俭,算得上是贤者。”司马光说:“王安石确实是贤者,但他的性情不通晓时事而又刚愎自用,这是他的短处。又不应当信任吕惠卿,吕惠卿是真正的奸邪之人,是为王安石出谋划策的主要人物,而王安石又努力实行他的谋划,所以天下一并指责他们二人为奸邪之人。”
山阴人陆佃曾跟随王安石学习经学,至此,应科举入京师。王安石问他新政的情况,陆佃说:“新法并非不好,但推行的情况不能同当初的意图一致,反而干扰百姓。”王安石惊讶地说:“怎么竟然这样!等我与惠卿商议此事。”安石又询问外界的舆论,陆佃说:“外界有很多人认为相公拒绝接受劝谏。”王安石笑着说:“我怎么是拒绝劝谏,只是邪说往来纷纷,全都不足一听。”陆佃说:“这便是招致人们议论的原因。”第二天,王安石叫陆佃并对他说:“已经派遣李承之到淮南验证追究(真相)了。”不久李承之还京,谎报百姓没有不感到便利的,陆佃的说法于是不被施行。
神宗对王安石说:“外界有人说,现在朝廷认为天象的变化不值得畏惧,人们的议论不必顾虑,祖宗的规矩也不一定效法。”安石说:“陛下亲自处理各种政务,唯恐伤害百姓,这就是畏惧天变。陛下采纳人们的谏言,事情无论大小,只要是正确的就一定会听从,怎么能说不顾虑呢!然而有的言论确实不值得顾虑,如果所作之事合乎道义准则,又何必在乎别人的怎么说!至于祖宗的规矩不一定效法,则本来就应当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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