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汉高帝论》原文及翻译

苏轼
原文：
    有进说于君者，因其君之资而为之说，则用力寡矣。人唯好善而求名，是故仁义可以诱而进，不义可以劫而退。若汉高帝起于草莽之中，徒手奋呼而得天下，彼知天下之利害与兵之胜负而已，安知所谓仁义者哉！观其天资，固亦有合于仁义者，而不喜仁义之说，此如小人终日为不义，而至以不义说之，则亦怫然而怒。
    故当时之善说者，未尝敢言仁义与三代礼乐之教，亦惟曰如此而为利，如此而为害，如此而可，如此而不可，然后高帝择其利与可者而从之，盖亦未尝迟疑。天下既平，以爱故欲易太子，大臣叔孙通、周昌之徒力争之，不能得，用留侯计仅得之。盖读其书至此，未尝不太息以为高帝最易晓者，苟有以当其心，彼无所不从。盍亦告之以吕后太子从帝起于布衣以至于定天下，天下望以为君，虽不肖而大臣心欲之，如百岁后，谁肯北面事戚姬子乎？所谓爱之者，只以祸之。
    嗟夫！无有以奚齐、卓子之所以死为高帝言者欤？叔孙通之徒，不足以知天下之大计，独有废嫡立庶之说，而欲持此以却之，此固高帝之所轻为也。人固有所不平，使如意为天子，惠帝为臣，绛灌之徒，圜视而起，如意安得而有之，孰与其全安而不失为王之利也？如意之为王，而不免于死，则亦高帝之过矣。不少抑远之，以泄吕后不平之气，而又厚封焉，其为计不已疏乎？
    或曰：吕后强悍，高帝恐其为变，故欲立赵王。此又不然。自高帝之时而言之，计吕后之年，当死于惠帝之手。吕后虽悍，亦不忍夺之其子以与侄。惠帝既死，而吕后始有邪谋，此出于无聊耳，而高帝安得逆知之！
    且夫事君者，不能使其心知其所以然而乐从吾说，而欲以势夺之，亦已危矣。如留侯之计，高帝顾戚姬悲歌而不忍，特以其势不得不从，是以犹欲区区为赵王计，使周昌相之，此其心犹未悟，以为一强项之周昌，足以抗吕氏而捍赵王，不知周昌激其怒，而速之死耳。古之善原人情而深识天下之势者，无如高帝，然至此而惑，亦无有以告之者。悲夫！


译文：
    向国君进谏的人，根据国君的天资来向他进谏，就可以省力。人都喜欢做好事而求得名声，所以符合仁义的事，可以引导他去做，不符合仁义的事，可以胁迫他不做。至于汉高帝，从偏僻乡野徒手起事，奋臂呼号而得了天下，他只知道天下的事，哪个有利，哪个有害，军队打仗，怎样战胜，怎样战败，哪里知道所谓的仁义呢？看他的天资，当然也有合乎仁义的地方，但他不喜欢听仁义之类的言论，这就如同小人整天做不符合道义的事情，但用不符合道义的言论来说他，他也会愤然发怒。
    所以当时能言善辩的人士，未敢把仁义和夏商周三代的礼乐教化拿来对高帝讲，也只是说这样做有利，这样做有害，这样做可以，这样做不可以，然后高帝选择有利的和可行的事来做，他未曾迟疑过。天下太平之后，（高帝）因为宠爱（戚姬）的缘故，想要另立太子，大臣叔孙通、周昌这些人据理力争，却改变不了高帝，最后采用留侯张良的计策才勉强作罢。（苏轼）读书读到这，不曾不叹息认为高帝是最容易说通的，只要能说到他心坎里，他是没有不听从的，哪里用得着告诉他，吕后和太子从高帝平民时起就跟随他身边，直到平定天下，天下人都渴望惠帝成为他们的君王，即使他不贤明，大臣们内心也想让他当君王，假使高帝百年之后，谁肯北面称臣侍奉戚姬的儿子呢？所说的爱他，其实是坑害他。
    唉！没有人把奚齐和卓子是怎样死的说给高帝听吗？叔孙通这些人，他们是不懂天下大计的，只有废嫡立庶这套言论，想以此来改变高帝，这就是高帝轻易想改立太子的原因啊。假使让如意做天子，惠帝称臣，周勃、灌婴等人，环顾而起事，如意怎能拥有天子的宝座呢，这与保全自己并且还能做一名诸侯王，哪个更有利呢？如意做了诸侯王，最后还是未免一死，也是高帝的过失啊。（高帝）不稍稍贬抑和疏远如意，来发泄吕后心中的不平之气，却又丰厚地封赏他，对事情的盘算安排，不是有疏漏了吗？
有人说：吕后要强心狠，高帝担心她日后生变，所以把（戚姬的儿子）立为赵王。这又不对了。从高帝那个时候来说，算一算吕后的年龄，应当死在惠帝的时候。吕后虽然要强心狠，也不会忍心从儿子手中夺了皇位给侄子。惠帝死后，吕后才萌生扶植吕氏的想法，这是出于她没有了依靠，而高帝怎会提前料到这些呢！
    再说，侍奉国君的人，不能让国君从内心明白为什么这样做从而欣然接受自己的意见，却想用某种形势胁迫国君改变主张，也是很危险的。像留侯的计策，高帝看着戚姬悲伤而内心不忍，只是因当时的形势而不得不听从，所以还想一心一意替赵王打算，让周昌辅佐他，这是他心里还不明白，认为一个硬脖子的周昌，就可以抗拒吕氏而保护赵王，不知道周昌恰好激怒吕后，从而加速了赵王被杀。古时善于推究人情又深知天下大势的，没有谁赶得上高帝，然而在这件事上却糊涂了，也没有人告诉他。可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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