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二年，太宗问黄门侍郎王珪曰》原文及翻译

贞观政要
原文：
    贞观二年，太宗问黄门侍郎王珪曰：“近代君臣理国，多劣于前古，何也？”对曰古之帝王为政皆志尚清静以百姓之心为心近代则唯损百姓以适其欲所任用大臣复非经术之士 汉家宰相，无不精通一经，朝廷若有疑事，皆引经决定，由是人识礼教，理致太平。近代重武轻儒，或参以法律，儒行既亏，淳风大坏。”太宗深然其言。
    贞观七年，太宗谓太子左庶子于志宁、杜正伦曰：“卿等辅导太子，常须为说百姓间利害事。朕年十八，犹在人间，百姓艰难，无不谙练。及居帝位，每商量处置，或时有乖疏，得人谏诤，方始觉悟。若无忠谏者为说，何由行得好事？况太子生长深宫，百姓艰难，都不闻见乎！卿等常须以此意共其谈说。每见有不是事，宜极言切谏，令有所裨益也。”
    贞观十年，太宗谓房玄龄曰：“朕历观前代拨乱创业之主，生长人间，皆识达情伪，罕至于败亡。逮乎继世守文之君，生而富贵，不知疾苦，动至夷灭。朕少小以来，经营多难，备知天下之事，犹恐有所不逮。朕每一食，便念稼穑之艰难；每一衣，则思纺绩之辛苦。诸弟何能学朕乎？选良佐以为藩弼，庶其习 近善人，得免于愆过尔。”
    贞观十六年，太宗问特进魏征曰：“朕克己为政，仰企前烈。至于积德、用仁、丰功、厚利，四者常以为称首，朕皆庶几自勉。人苦不能自见，不知朕之所行，何等优劣？”征对曰： “德仁、功、利，陛下兼而行之。然则内平祸乱，外除戎狄，是陛下之功。安诸黎元，各有生业，是陛下之利。由此言之，功利居多，惟德与仁，愿陛下自强不息，必可致也。”
（节选自《贞观政要》）


译文：
    贞观二年（628)，太宗询问黄门侍郎王珪说：“近代君臣治理国家，大多比古时君臣差，这是为什么呢？”王玮回答说。“古代帝王施政，都从内心崇尚清静无为，以百姓所想为所想。近代的君王却只知道损害百姓（的利益）来满足自己的私欲，任用的大臣，又（都）不是精通经学儒术的士人。汉代的宰相，没有不精通一门经学的，朝廷如果遇到疑难政事，都能引用经义做出决定，因此人人知道礼教，治理国家达到了太平安定。近代重视武备，轻视儒教，有时掺杂了法家以律令治民的手段，儒家的道德规范既然受到损害，淳朴的民风也就受到了严重破坏。”太宗非常赞同王佳的言论。
    贞观七年（633)，唐太宗对太子左庶子于志宁、杜正伦说：“你们辅导太子，必须经常为他讲述百姓生活间利益和祸害的事情（意即民间疾苦），我十八岁时还在民间，百姓的艰难困苦，我没有不熟悉的。等到登上帝位，每逄商讨裁决或处理（事情），有时产生差错和疏漏，得到他人的直言规劝后，（我）才开始醒悟。如果没有忠诚劝谏的人对我直言进谏，我怎么能办好事情？何况太子生长在深宫之中，百姓的艰难困苦，他都不曾听过见过！你们必须把这些道理给教子讲解， 每当看到他有做得不对的事情，应该竭力陈说、直言极谏，使他有所益。”
    贞观十年（636)，唐太宗对房玄龄说：“我通观前代治理乱世、开创基业的国君，（他们都）生长在民间，都洞察民情真伪，少有发展到失败灭亡的。到了继位的守成之君，他们生下来就享受荣华富贵，不知道民间的疾苦，动辄发展到被诛灭我从不以来，经历过很多磨难，完全了解天下的事情，尚且恐怕自己有考虑不到的地方。我每次吃饭，就念及耕种庄稼的艰难；每次穿衣，就想到纺线织布的辛苦。各位弟弟怎么才能学得像我一样呢？ （现在）选择贤能的辅佐之人，让这些人作他们的辅臣，希望他们经常接近品德高尚的人，得以免除过失。”
    贞观十六年（642)，太宗问特进魏征说：“我约束自己施政，仰慕企望前人的功业至于像积累美德、增加仁义、建业功业、为民谋利，这四个方面我常常认为是最首要的事情，我都希望用于勉励自己。（可是）人（都）苦于自己不能觉察自己的过失，不知道我的行为是好还是不好？”魏征回答说：“德、 仁、功、利，陛下都能一起去做。这样去看，陛下对内平定祸乱，对外征服戎狄，（都） 是陛下的功业。安抚众多百姓，使他们各自有自己的产业，这是陛下（所积）的福利。从这方面看，陛下的功和利占了多数，只是德与仁这两方面，希望陛下自己努力向上，永不懈怠，一定可以达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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