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鼐《翰林论》原文及翻译

姚鼐
原文：
    为天子侍从之臣，拾遗补阙，其常任也。天子虽明圣，不谓无失；人臣虽非大贤，不谓当职。而不陈君之失，与其有失播诸天下而改之，不若传诸朝廷而改之之善也；传诸朝廷而改之，不若初见闻诸左右而改之之善也。翰林居天子左右为近臣则谏其失也宜先于众人见君之失而智不及辨欤则不明智及辨之而讳言欤则不忠侍从者择其忠县明而居之者也唐之初设翰林，百工皆入焉，猥下之职也。其后乃益亲益尊，益亲益尊故责之益重。今有人焉：其于官也，受其亲与尊，而辞其责之重，独不蒙世讥乎？

    官之失职也，不亦久乎？以宜蒙世讥者，而上下皆谓其当然，是以晏然而无可为，安居而食其禄。自唐及宋及元、明，官制因革六七百年。其不革者，御史有弹劾之责而兼谏争，翰林有制造文章之事而兼谏争。弹劾、制造文章所别也，谏争所同也。其为言官也，奚以异？入而面争于左右，出而上书陈事，其为谏也，奚以异？今也独谓御史言官，而翰林不当有谏书，是知其一而失其一也。

    是故君子求乎道，细人求乎技。君子之职以道，细人之职以技。使世之君子，赋若相如，善叙史事若太史公，诗若李、社，文若韩、柳，虽至工犹技也。技之中固有道焉，不若极忠谏争为道之大也。徒以文字居翰林者，是技而已，唐初之翰林者，则若是也矣。

    今之翰林，谓天子之近臣也。居近臣之班，不知近臣之职，可乎？明之翰林，皆知其职也，直面谏争之人接踵，谏争之辞运策而时书。今之人不以为其职也，或取其忠而议其言而为出位。夫以尽职为出位，世孰肯为尽职者？余窃有感焉，作《翰林论》。

（有删改）


译文：
    作为天子的侍从之臣，弥补国君的缺失、纠正国君的错误是他们一贯的职守。天子即使圣明，不能说没有过失；人臣即使不是大贤才，不能说不尽职。如果不指出国君的过失，与其让这些过失传播于天下再改正，不如在朝廷传播就加以改正为好；在朝廷传播而改正，不如一开始被身边的人见到、听到就改正为好。翰林在天子身边为近臣，那么进谏君王改正过失，应该比一般人更先。看见君王的过失，如果是智力不能够辩明呢，那么就是不聪明；如果是智力能够辨明却有所顾忌而隐讳不说呢，那么就是不忠诚。侍从之臣，就要选择那些忠诚而且聪明的官员来担任。唐朝初年设置输林，有一技之长的各种人都可入选，这是个地位低微的官职。此后越来越受到亲近，越来越受到尊敬。越受到亲近，越受到尊敬，所以职责就越发重大。现在有这样的人：他担任官职(翰林)，接受人们的亲近和尊敬，却要推卸重大的职责，这种人难道不蒙受世人的讥讽吗？

    官员失职，不也是由来已久吗？本来应该受到世人讥讽的，但上上下下的官员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官吏悠闲而没有什么可做，安闲做官而享用俸禄。自唐及宋到元、明，官制沿袭变革已有六七百年。其中没有变革的，御史有弹劾之职而兼有谏争之责，翰林有拟写文章的事务而兼有谏争之责。弹劾、拟写文章是他们之间的区别，谏争是他们相同的职责。他们作为言官，哪里有什么不同呢？进入朝堂就在国君身边直言谏争，出来就上书言事，他们作为谏官，哪里有什么不同呢？现在只说御史是言官，而(认为)翰林不应该上书进谏，这是知其一而失其一。

    因此君子追求道，以道来履行职责，小人追求技艺，以技来履行职责。如果后世之君子，写赋如司马相如，善于叙写史事如同太史公，写诗如李白、杜甫、写文章如同韩愈、柳宗元、虽然极工巧也还是如同用技。技之中固然有道，但不如竭尽忠诚、极力进谏这个道大。只是凭借文章担任翰林，这是技罢了，唐初的翰林，就像这样啊。

    如今的翰林，是天子的近臣。担任近臣的职位，却不知遵守近臣的职责，可以吗？明代的翰林，人人都知道他们的职责，直面谏争之人接连不断，写成谏争之辞常常成书。现在的人们不认为谏争是自己的职责，有人只是认同谏争之人的忠诚而认为他们的言论超越了职权。把尽职认为是超越职权，世上还有谁肯恪居职责呢？我私下有疑惑，写了这篇《翰林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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