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靳学颜传》原文及翻译

明史
原文：
 　 靳学颜，字子愚，济宁人。嘉靖十三年举乡试第一。明年成进士，授南阳推官，以廉平称。历吉安知府，治行高，累迁左布政使。隆庆初，入为太仆卿，改光禄。旋拜右副都御史，巡抚山西。应诏陈理财，凡万余言。言选兵、铸钱、积谷最切。其略曰：

　　宋初禁军十万，总天下诸路亦不过十万，其后庆历、治平间增至百余万。然其时财用不绌。我朝边兵四十万。其后虽增兵益戍，而主兵多缺，不若宋人十倍其初也。然自嘉靖中即以绌乏告，何哉？宋虽增兵，而天下无养兵费。我朝以民养兵，而新军又一切仰太仓。旧饷不减，新饷日增，费一也。周丰镐、汉四都，率有其名而无实。我朝留都之设，建官置卫，坐食公帑，费二也。唐、宋宗亲或通名仕版，或散处民间。我朝分封列爵，不农不仕，吸民膏髓，费三也。有此三者，储畜安得不匮。而其间尤耗天下之财者，兵而已。夫陷锋摧坚，旗鼓相当，兵之实也。今边兵有战时，若腹兵则终世不一当敌。每盗贼窃发，非阴阳、医药、杂职，则丞贰判簿为之将；非乡民里保，则义勇快壮为之兵。在北则借盐丁矿徒，在南则借狼土。此皆腹兵不足用之验也。当限以轮番守戍之法。或远不可征，或弱不可任，则听其耕商，而移其食以饷边。如免班军而征偿，省充发而输赎，亦变通一策也。欲京兵强，亦宜责以轮番戍守。夫京师去宣府、蓟镇才数百里，京营九万卒，岁以一万戍二镇，九年而一周，未为苦也，而怯者与边兵同其劲矣。又以畿辅之卒填京戍之阙，其部伍、号令、月粮、犒赏亦与京卒同，而畿辅之卒皆亲兵矣。夫京卒戍蓟镇，则延、固之费可省。戍宣府，则宣府、大同之气自张。寇畏宣、大之力制其后，京卒之劲当其前，则仰攻深入之事鲜矣。

　　臣又睹天下之民皇皇以匮乏为虑者，非布帛五谷不足也，银不足耳。夫银，寒不可衣，饥不可食，不过贸迁以通衣食之用，独奈何用银而废钱？钱益废，银益独行。独行则藏益深，而银益贵，货益贱，而折色之办益难。豪右乘其贱收之，时其贵出之。银积于豪右者愈厚，行于天下者愈少。更逾数十年，臣不知所底止矣。钱者，泉也，不可一日无。计者谓钱法之难有二：利不鸑本，民不愿行。此皆非也。夫朝廷以山海之产为材，以亿兆之力为工，以贤士大夫为役，何本之费？诚令民以铜炭赎罪，而匠役则取之营军，一指麾间，钱遍天下矣。至不顾行钱者，独奸豪尔。请自今事例、罚赎、征税、赐赉、宗禄、官俸、军饷之属，悉银钱兼支。上以是征，下以是输，何患其不行哉。

　　臣又闻中原者，边鄙之根本也。百姓者，中原之根本也，民有终身无银，而不能终岁无衣，终日无食。今有司夙夜不遑者，乃在银而不在谷，臣窃虑之。国家建都幽燕，北无郡国之卫，所恃为腹心股肱者，河南、山东、江北及畿内八府之人心耳。其人率鸷悍而轻生，易动而难戢，游食而寡积者也。一不如意，则轻去其乡；往往一夫作难，千人响应，前事已屡验矣。弭之之计，不过曰恤农以系其家，足食以系其身，聚骨肉以系其心。今试核官廪之所藏，每府得数十万，则司计者安枕可矣。得三万焉，犹足塞转徙者之望。设不满万，岂得无寒心？臣窃意不满万者多也。

　　臣近者疏请积谷，业蒙允行。第恐有司从事不力，无以塞明诏。敢即臣说申言之：

　　其一曰官仓，发官银以籴也。一曰社仓，收民谷以充也。官仓非甚丰岁不能举，社仓虽中岁皆可行。唐义仓之开，每岁自王公以下皆有入。宋则准民间正税之数，取二十分之一以为社。诚仿而推之，就土俗，合人情，占岁候以通其变，计每岁二仓之入以验其功，著为令，而岁岁修之，时其丰歉而敛散之。在官仓者，民有大饥则以振。在民仓者，虽官有大役亦不听贷。借此藏富于民，即藏富于国也。今言财用者，不忧谷之不足，而忧银之不足。夫银实生乱，谷实弭乱。银之不足，而泉货代之；五谷不足，则孰可以代者哉？故曰明君不宝金玉，而宝五谷，伏惟圣明垂意。

　　疏入，下所司议，卒不能尽行也。

　　寻召为工部右侍郎，改吏部，进左侍郎。学颜内行修洁，见高拱以首辅掌铨，专恣甚，遂谢病归，卒。弟学曾，山西副使。治绩亦有闻。

　　赞曰：明之中叶，边防堕，经费乏。当时任事之臣，能留意于此者鲜矣。若杨博、马森、刘体乾、葛守礼、靳学颜之属，庶几负经济之略者。就其设施与其所建白，究而行之，亦补苴一时而已，况言之不尽行，行之不能久乎！自时厥后，张居正始一整饬。居正殁，一切以空言从事，以迄于亡。盖其坏非朝夕之积矣。 


译文：
　　靳学颜，字子愚，济宁人。嘉靖十三年(1534)，中举乡试第一名。第二年考取进士，授职为南阳推官，以廉洁平易著称。历任吉安知府，治政业绩很高，升调为左布政使。隆庆初年，入朝任太仆卿，改任光禄寺。不久委任为右副都御史，巡抚山西。应对诏令陈述理财之道，共计一万多字。阐述选兵、铸钱、积谷等最为中肯。其大意是说：

　　“宋朝初年有十万禁军，总计全国各路兵马也没有十万，此后庆历、治平年间军队人数增至一百多万。然而当时的财政开支不匮乏。我朝边防军达四十万。此后虽然增加兵马扩充边军，但是多缺将才，不像宋代是其初的十倍。然而自从嘉靖中期就告知以绌乏，为什么呢？宋朝虽然增添兵马，然而国家没有养兵的经费。我朝以民养兵，而且新军又一切仰仗太仓。旧饷没减，新饷日增，这是靡费一。周丰镐、汉西都，一般是有名无实。我朝设置留都，建官制置衙门，坐食公款，这是靡费二。唐、宋的宗亲或者列名于官吏的名册，或者散处民间。我朝分封的列位公爵，不务农不入仕，吸吮民众的骨髓，这是靡费三。有这三项，储蓄怎么能不匮乏？而且其中最耗费国家资财的是军队，冲锋陷阵，挥旗鸣鼓，是军队的职责。现在边防军有战斗的机会，而内地军队则终世也不会临敌。每当盗贼窃案发生，不是阴阳、医药、杂职，则是县丞的副手或判簿为将；不是乡民里保，则义勇快壮为兵。在北方则借助盐丁矿徒，在南方则借助狼兵、土兵。这都是内地军队不堪任用的验证。应当用轮番戍守的法则加以约束。或有遥远不能征调的，或有羸弱不能胜任的，就听任他们农耕经商，但是移调他们的粮食充作边军军饷。例如免却班军而征银两，减少充军发配而令其输粮自赎，也是一种变通的策略。想使京师兵马强悍，也应该责成他们轮番戍守边关。京城距宣府、蓟镇只几百里，京营有九万兵卒，每年用一万兵卒戍守两镇，九年一个轮回，并不劳苦，而且使怯弱者同边防军一样强悍。又用京郊的士卒填充京师戍边后的空缺，他们的编制、号令、月粮饷、犒赏也与京师士卒相同，使京郊的士卒都成为亲兵。京师戍守蓟镇，那么延庆、固原的费用就可以节省。戍守宣府，那么宣府、大同的气势自然得到张扬。敌寇畏惧宣府、大同的势力控制其后，强劲的京师兵马又阻挡其前，这样仰攻深入内地侵扰的事就少了。

　　“我又看见天下的民众惶惶以匮乏为忧，不是布帛五谷不充足，而是银两不充足。银两，天寒不能充衣，饥馑不能充食，不过用作贸易流通以交换衣食之用，为何只任用银两而废弃铜钱？越是废弃钱，银两就更加独行。独行银则收藏越多，使银两更昂贵，货物价格更贱，使折银征赋的办法更难办。富豪乘物价低贱时收购，待价格抬升时售出。银两更加积聚到富豪手中，流行天下的银两就愈少，再过数十年，我不知道尽头何在。钱是货币，不能一天没有。会计称钱法有两难：获利不及本钱，百姓不愿意推行。其实都并非如此。朝廷用山海的物产做材料，用亿兆的民力做工，用贤士大夫做劳役，有什么成本的花费？如果命令百姓用铜炭赎罪，而且用营军充工匠之役，一声令下，钱遍及天下。至于不愿使用钱的人，唯有奸豪。恳请从现在开始的事例、罚赎、征税、赐赍、宗禄、官俸、军饷之类，全部兼用银两制钱。上以此征收，下以此输纳，怎么担心它不施行。

　　“我又听说中原是边疆的根基，百姓是中原的根基。百姓可以终身无银两，却不能终年无衣食。现在有关部门早晚心神不安的是银两而不是谷物，我私下忧虑这事。国家在幽燕建都，北方没有做护卫的郡国，自恃为心腹股肱的是河南、山东、江北和京都八府的人心。这些人都强悍但轻生，容易挑动而难以止息，游食而少积蓄。一事不如意，就轻率地离开乡土；往往一个人作难，千人响应，前面的事例已屡屡应验。安抚他们的办法，不过是称体恤农夫以便系縻他们的家庭，使他们粮食充足以便系縻自身，使他们骨肉相聚以便系縻他们的心思。现在试核实官仓的贮藏，每府获得几十万两，那么负责会计的人就可以高枕而卧了。获得三万两，怎么能不寒心呢？我私下以为不足万两者很多。

　　“我最近奏疏请求积聚谷物，业已获行许可。但担心有司办事不力，不能体现贤明的诏令。冒昧以我的观点做点声明。其一是官仓，发放官银做平籴。其二是社仓，征收百姓的谷物来填充。官仓不是很丰盈的年份不能有举办，社仓虽然是中等年成也能行事。唐代开设义仓，每年从王公以下都有征入。宋代则额定民间的正税数，提取二十分之一作为社仓之数。诚然仿效推广此法，顺应土俗，合乎人情，占卜年成气候，以便知晓其变化，核算每年两仓的收入来检验他们的功效，立为法令，并且每年做些修正，以丰歉之时做集散处理。官仓的粮食，百姓有大饥荒则做赈济。民仓的粮食，虽然官府有大规模的劳役也不听凭借贷。借助此法藏富于民，也就是藏富于国。现在谈论财资费用，不是担忧谷物不充足，而是担忧银两不充足。银两实际上会产生祸乱，而谷物实能消除祸乱。银两不充足，用钱币替代。五谷不充足，则用什么替代呢？所以说贤明的君主不宝贵金玉，而珍重五谷，希望圣上留意此事。”奏疏呈送宫中，下交给主管部门讨论最终没有能够全部施行。

　　不久他被征召为工部右侍郎，改任吏部职。升任左侍郎。靳学颜品行端正廉洁，目睹高拱以首辅身份掌管选拔官吏，非常专横跋扈，于是称病回家，直至去世。

　　评议：明朝中叶，边防松弛，经费匮乏。当时负责事务的大臣，能够留意到这个问题的很少。如杨博、马森、刘体乾、葛守礼、靳学颜之类，差不多都有经邦济世的谋略。就他们的设想和作为，推究后施行，也只能修补一时罢了，何况所建议的也没有全部施行，施行的也不能持久。从当时至后世，张居正才做一番整治。张居正死了，一切以空言行事，直至灭亡。所以明朝的腐坏不是朝夕间积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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