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鉴纪事本末·两税制弊》原文及翻译

通鉴纪事本末
原文：
    贞元三年。时关东防秋兵大集，国用不充。李泌奏：“自变两税法以来，藩镇、州、县多违法聚敛。继以朱泚之乱，争榷率、征罚以为军资，点募自防。泚既平，自惧违法，匿不敢言。请遣使以诏旨赦其罪，但令革正，自非于法应留使、留州之外，悉输京师。其官典逋负，可征者征之，难征者释之，以示宽大。敢有隐没者，重设告赏之科而罪之。”上喜曰：“卿策甚长，然立法太宽，恐所得无几。”对曰：“兹事臣固熟思之，宽则获多而速，急则获少而迟。盖以宽则人喜于免罪而乐输急则竞为蔽匿非推鞫不能得其实财不足济今日之急而皆入于奸吏矣” 上曰：“善。”以度支员外郎元友直为河南、江、淮南勾勘两税钱帛使。四年春正月庚戌朔，赦天下，诏两税等第，自今三年一定。二月，元友直运淮南钱帛二十万至长安，李泌悉输之大盈库。然上犹数有宣索，仍敕诸道勿令宰相知。泌闻之，惆怅而不敢言。秋九月，元友直勾检诸道税外物，悉输户部，遂为定制。岁于税外输百余万缗、斛，民不堪命。诸道多自诉于上，上意寤，诏：“今年已入在官者输京师，未入者，悉以与民；明年以后，悉免之。”于是东南之民复安其业。 
    臣光曰：王者以天下为家，天下之财皆其有也。阜天下之财以养天下之民，已必豫焉；或乃更为私藏，此匹夫之鄙志也 。古人有言曰：“贫不学俭。”夫多财者，奢欲之所自来也。李泌欲弭德宗之欲而丰其私财，财丰则欲滋矣。财不称欲，能无求乎？是犹启其门而禁其出也。虽德宗之多僻，亦泌所以相之者非其道故也。（节选自《通鉴纪事本末-两税制弊》） 


译文：
    唐德宗贞元三年。当时，从关东地区征调的准备派往关中防备吐蕃秋季进攻的防秋兵大规模集结起来，而国家却没有充足的经费去供养军队。李泌向皇帝上奏：“自从国家实行两税法以来，地方藩镇、州、县的很多官吏违背法律，征收重税以搜刮民财。朱泚叛乱之后，地方官争相收取商品专卖税、征收各种名目的罚款作为军费，招募兵丁用来自我防御。朱泚的叛乱既然已经平定了，这些地方官自己害怕触犯刑法，就将自己私自征收赋税的情况隐藏起来，不敢说。我请求皇上您派遣使者，宣布您的诏书和旨意，赦免这些地方官的罪行，只是命令他们改正错误，让他们留够送使（指地方节度使、观察使）、送州的数目，将其他非法聚集的钱财都输送到京城。地方官主持征收拖欠的赋税，能够征收的就征收，难以征收的就免征，以表示朝廷的宽大。如果有人胆敢隐藏赋税，朝廷重新设立告发者给予赏赐的政策， 对隐匿税收的官员治罪。”德宗听了，高兴地称：“您的计策考虑得十分长远，可是您设立的法规太宽松了。如果这样做，国家恐怕得不到什么。”李泌答：“这件事情，我本来就仔细考虑过。实行宽松的法规，那么国家会迅速获得很多钱财。如果实行苛刻的法规，那么国家只会缓慢地获取很少的收入。国家实行宽松的法规，那么人们会因为免除罪状而有喜悦之情，愿意将钱财输送给国家。国家实行急切的法规，那么人们会争相隐藏财物，不靠国家司法机构审讯，是不可能得知实际情况的。到那个时候，所收的钱财不能够对国家的急用有所补益，反而都会被揣入奸吏的腰包。”德宗听了，说：“好。”德宗任命度支员外郎元友直为河南、江、淮南勾勘两税钱帛使。唐德宗贞元四年春正月庚戌初一日，德宗大赦天下的罪人，颁布诏书，命令征收两税，从现在开始，三年确定一次等级次第。二月，元友直运送了淮南地区的二十万钱和丝织品到长安，李泌将这些财物全部输送进大盈库（天子的私人仓库）。可是德宗仍然屡次下旨向官府索取财物，并且向各道下发敕书不许让宰相知道。李泌听说了此事，心里懊恼却不敢发表意见。唐德宗贞元四年秋九月，元友直考核检查各道在税制之外加征的财物，并将这些财物都输入户部，这种做法成为定制。每年各地在税制之外加收一百多万缗钱、一百多万斛粮食，百姓负担沉重，痛苦得活不下去。来自各道的许多人都亲自向皇帝诉说这些弊端，德宗醒悟了，下诏书：“今年已经被官府征收的赋税都输送到京城，还没有入官府的赋税，一律还给民众；明年以后，一律免除税制之外加收的赋税。”于是，东南地区的百姓才又安于自己的本业。 
    史臣司马光评论说：王者将天下作为自己的家，天下的所有财物都属于他所有。让天下的财物丰盛，并用来滋养天下的百姓，这一定是君王的乐趣所在。有些君主将天下的财物据为自己的私财，这是俗人才有的短浅志向。古人说：“穷人不必学习节俭。”如果人拥有的钱财多了，追求奢侈生活的欲望也自动生长起来了。李泌想满足唐德宗的欲望，而采取办法丰富了德宗个人的财富，财物丰盛起来了，德宗贪恋的欲望也滋生了。他拥有的私财不能够满足自己的欲望，他能够不再去寻求更多的财富吗？这就如同打开了他的大门，却禁止他从这道门出来。虽然德宗行为多有不端，但这也是由于李泌用来辅佐德宗的方法并非正道的缘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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