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刑政》原文及翻译

苏轼
原文：
    《书》曰：“临下以简，御众以宽。”此百世不易之道也。昔汉高帝约法三章，萧何定律九篇而已。至于文、景，刑措不用。历魏至晋，条目滋章，民无所措手足。唐及五代止用律令，国初加以注疏，情文备矣。今《编敕》续降，动若牛毛，人之耳目所不能周，思虑所不能照，而法病矣。臣愚谓当熟议而少宽之。
    今御史六察，专务钩考簿书，责发细微，自三公九卿，救过不暇。夫详于小，必略于大，其文密者，其实必疏。故近岁以来，水旱盗贼，四民流亡，边鄙不宁，皆不以责宰相，而尚书诸曹文牍繁重穷日之力书纸尾不暇，此皆苛察之过也，不可以不变。《易》曰：“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先王之理财也，必继之以正辞，其辞正则其取之也义。三代之君，食租衣税而已，是以辞正而民服。自汉以来，盐铁酒茗之禁，贷榷易之利，皆心知其非而冒行之，故辞曲而民为盗。今欲严刑妄赏以去盗，不若捐利以予民，衣食足而盗贼自止。
    夫兴利以聚财者，人臣之利也，非社稷之福。省费以养财者，社稷之福也，非人臣之利。何以言之？民者国之本，而刑者民之贼。兴利以聚财，必先烦刑以贼民，国本摇矣。而言利之臣，先受其赏，近岁宫室城池之投，南蛮、西夏之师，车服器械之资，略计其费，不下五千万缗，求其所补，卒亦安在？若以此积粮，则沿边皆有九年之蓄，西夷北边，望而不敢近矣。赵充国有言：“湟中谷斛八钱。吾谓籴三百万斛，羌人不敢动矣。”不待烦刑贼民，而边鄙以安。然为人臣之计，则无功可赏。人主不察，乃以社稷之深忧，而徇人臣之私计，岂不过甚矣哉？
（选自苏轼《刑政》，有删改）


译文：
    《尚书》中说：“帝王对下面臣子的管束要简约，管理民众要宽松。”这是百代不可改变的大道。当年汉高祖入关之后，与秦民约法三章；萧何制定律令，不过九篇而已。到了文帝、景帝之时，刑法几乎无所施用。经过曹魏到了晋代，法律条文越来越多，平民百姓几乎无所措其手足。唐朝和五代只使用律令，宋朝初年，对律令加以注解疏理，终于使律令情理兼备。如今各种《编敕》接连颁降，条文动辄多如牛毛，以至人的耳目无法周览，脑子想记也记不过来，于是乎法令出现了大问题。臣愚昧，认为此事应当仔细议论，稍微放宽一些。
    如今御史台的监察官员，一心只在细细考核文书材料，发现指出其中细微的不足，上自三公九卿，补救小过错都来不及。任何事情如果在小处过于苛细，势必忽略大的方面，条文过于慎密的，其实际成效必然会被忽视。所以近年来，水灾旱灾、大小盗贼，各业之民四散流亡，边疆没有安宁之象，都不去问责宰相，而尚书各部中，文书表格如山之重，一天到晚地批阅，在文件末尾签署意见都忙不过来，这完全是苛察小事没完没了所造成的，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周易》中说：“圣人治理财货，须端正言辞，禁止他的百姓做有罪的事，这就叫义。”前代帝王处置财货之事，一定会有相应的理由给人们作出说明，这些理由合情合理，所以获取财货就不会偏离义。三代时期的君主，不过靠收取赋税来谋衣食而已，所以说话刚正而百姓悦服。从汉朝以后，盐、铁、酒、茶这些利润高的货物，严禁私下交易赚钱，还要征收专卖的利益，那些帝王心里明明知道这样做是不合理的，却还要一意孤行，他们的说辞不在理，因而百姓起而为盗。如今想要用严酷的刑罚和不合理的奖赏消弭盗贼，不如让利给百姓，百姓衣食丰足，盗贼便会不剿自止。
    谋求利益聚敛钱财，得利的是那些大臣，不是国家社稷之福。节省耗费来蓄养资财，是国家社稷之福，而不能使臣子们获利。为什么这么说呢？百姓是国家的根本，而刑罚则是百姓最痛恨的罪恶工具。谋求利益聚敛资财，必然要先制定种种刑罚来残害人民，国家的根本就动摇了。而那些赞成取利于民的臣子，会最先受到朝廷的奖赏。近年来修造宫室城池的巨大投入，平息南方异族和抵御西夏进犯所用的军队，兵车服用器械所费资财，粗略地计算一下，也不下五千万缗之多，要求得相应的补足，最终能在什么地方获得？如果用这些费用囤积粮草，那么沿边州郡都能有九年的储备，西北和契丹，也就只敢远望而不敢靠近了。汉朝大将赵充国曾经说过：“湟中的谷米每斛才八钱。我购买上三百万斛，西羌人就不敢乱动了。”不需要靠苛酷的刑法来残害百姓，而边境一派安宁。当然，如果站在臣子的角度考虑，他们就没有什么功劳可以邀赏了。国君不能细察，竟然用（对）江山社稷的深深忧虑之心，去顺从臣子们的私心，岂不是错得太厉害了吗？
（选自苏轼《刑政》，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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