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洵《史论上》原文及翻译

苏洵
原文：
    史何为而作乎?其有忧也。何忧乎?忧小人也。何由知之?以其名知之。楚之史曰《梼杌》。梼杌，四凶之一也。君子不待褒而劝，不待贬而惩；然则，史之所惩劝者，独小人耳。仲尼之志大，故其忧愈大；忧愈大，故其作愈大。是以因史修经，卒之论其效者，必曰“乱臣贼子惧”。由是知史与经皆忧小人而作，其义一也。
    其义一，其体二，故曰史焉，曰经焉。大凡文之用四：事以实之，词以章之，道以通之，法以检之。此经、史所兼而有之者也。虽然，经以道、法胜，史以事、词胜；经不得史无以证其褒贬，史不得经无以酌其轻重；经非一代之实录，史非万世之常法；体不相沿，而用实和资焉。
    夫《易》《礼》《乐)《书》，言圣人之道与法详矣，然弗验之行事。仲尼惧后世以是为圣人之私言，故因讣告策书以修《春秋)，旌善而惩恶，此经之道也；犹惧后世以为己之臆断，故本《周礼》以为凡，此经之法也。至于事则举其略，词则务于简。吾故曰：经以道、法胜。史则不然，事既曲详，词亦夸耀，所谓褒贬，论赞之外无几。吾故日：史以事、词胜。
    使后人不知史而观经，则所褒莫见其善状，所贬弗闻其恶实。吾故曰：经不得史，无以证其褒贬。使后人不通经而专史，则称谓不知所法，惩劝不知所祖。吾故曰：史不得经，无以酌其轻重。
    经或从伪讣而书，或隐讳而不书，若此者从，皆适于教而已。吾故曰：经非一代之实录。史之一纪、一世家、一传，其间美恶得失固不可以一二数，则其论赞数十百言之中，安能事为之褒贬，使天下之人动有所法如《春秋》哉?吾故曰：史非万世之常法。
    夫规矩准绳所以制器，器所待而正者也。然而不得器，则规无所效其圆，矩无所用其方，准无所施其平，绳无所措其直。史待经而正，不得史则经晦。吾故曰：体不相沿，而用实相资焉。噫!一规，一矩，一准，一绳，足以制万器。后之人其务希迁、固，实录可也!慎无若王通、陆长源辈，嚣嚣然冗且僭，则善矣。        (有修改)


译文：
    历史为什么而作？因为写历史的人有忧患。忧患什么呢？忧患小人。凭借什么知道呢？从史书的名字就知道。楚国的史书叫《梼杌》，而梼杌就是四大恶人之一。君子不用等到褒奖就能够劝勉，不用等到贬斥就能够惩戒。既然这样，那么史书所惩戒和激励的，就只是针对小人罢了。孔子的志向远大，故而他的忧患也大；忧患越大，故而他的著述伟大。因此，他便凭借历史材料来修撰经书，最终评论他的著述功效的，必然会说“使乱臣贼子感到害怕”。由此可知，史书和经书都是由于担忧小人而写出来的，它们的用意是一致的。
    它们的用意是一致的，但文本体制却不同，所以一个叫做“史”，一个叫做“经”。大概说来，写文章的手法有四种：用事实来充实它，用文辞来彰显它，用道理来贯通它，用法度来约束它。这就是经书、史书共同具有的东西。虽然这样，但经书的优长在于道理、法度，史书的优长在于事实、文辞；经书如果没有史书的襄助，就无法验证它的褒贬；史书如果没有经书的襄助，就无法斟酌它的轻重；经书不是一代历史的实录，史书不是万古不变的常法；尽管它们的体制不相沿袭，但在用途上确实是相互有帮助的。
    《易》《礼》《乐》《诗》《书》这五本书，论述圣人的道理和法度已经很详尽了，但却没有用历史事实来验证。孔子害怕后世把这些书看成是圣人的个人言论，因此便凭借讣告、策书来撰写《春秋》，表彰善良而惩戒邪恶，这就是经书的道理；（虽然这样）还是害怕后世把《春秋》看成是自己的主观臆断，因此又依据《周礼》来发凡起例，这就是经书的法度。至于历史事件，就仅仅列举它的梗概；至于文辞，就务求简练。所以我说：经书的优长在于道理、法度。史书就不一样了，事情既曲折详尽，文辞也夸张炫耀，所谓褒和贬，除了文末的“论”和“赞”之外就没有什么评论了。所以我说：史书的优长在于事实、文辞。
    假使后人不知道历史就去看经书，那经书所表彰的就看不出它有什么善事，所贬斥的就看不出它有什么恶行。所以我说：经书如果没有史书的襄助，就无法验证它的褒贬。假使后人不精通经书，就去专攻历史，那事物的称号就不知道根据的是什么，惩戒和劝勉也就不知道来源于什么。所以我说：史书如果没有经书的襄助，就无法斟酌它的轻重。
    经书有的是依据虚假讣告而书写的，有的是由于隐瞒忌讳而不写的。像这样的情况是很多的，都只能是适宜于教化罢了。所以我说：经书不是一代历史的实录。史书的一篇本纪、一篇世家、一篇列传，其中的美恶得失固然不是能够一一数清楚的，那么在它文末几百字的“论”“赞”中，又怎能对事事都进行褒贬，像《春秋》一样让天下人一举一动都有可遵循的准则呢？所以我说：史书不是万古不变的常法。
    圆规、方尺、水平仪、墨线是用来制造器物的，器物要靠它们来校正。然而，没有器物圆规就无法发挥它量度圆的作用，方尺就无法使用它量度方的作用，水平仪就无法施展它量度平的作用，墨线就无法安排它量度直的作用。史书需要依据经书来校正，没有史书经书就会晦涩难懂。所以我说：尽管它们的体制不相沿袭，但在用途上确实是相互有帮助的。
    唉！一把圆规、一把方尺、一个水平仪、一条墨线，就足以制造各种各样的器物。后人希望达到司马迁、班固的水准，只要做到实录就可以了，千万不要像王通、陆长源等人那样扬扬自得冗长而不知高低（模拟圣人的经书），那就很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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