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答谢民师书》原文及翻译（二）

苏轼
原文：
    近奉违，亟辱问讯，具审起居佳胜，感慰深矣。某受性刚简学迂材下坐废累年不敢复齿缙绅自还海北见平生亲旧惘然如隔世人况与左右无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数赐见临，倾盖如故，幸甚过望，不可言也。
    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又曰：“辞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景，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
    扬雄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谓雕虫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类也。而独悔于赋，何哉？终身雕篆，而独变其音节，便谓之经，可乎？屈原作《离骚》，盖风雅之再变者，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可以其似赋而谓之雕虫乎？使贾谊见孔子，升堂有余矣，而雄以赋鄙之，至与司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比者甚众。可与知者道，难与俗人言也；因论文偶及之耳。
    欧阳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纷纷多言，岂能有益于左右，愧悚不已！
    所须惠力②法雨堂字，轼本不善作大字，强作终不佳。又舟中局迫难写，未能如教，然轼方过临江，当往游焉。或僧有所欲记录，当为作数句留院中，慰左右念亲之意。今日至峡山寺，少留即去。愈远，惟万万以时自爱。
（选自《经进东坡文集事略》）
[注]①元符三年（100年），苏轼遇赦从海南北还，路过广州，时任广州推官的谢民师多次登门求教。②指惠力寺，位于谢民师家乡江西临江。



译文：
    苏轼启：近来分别后，多次承蒙你写信问候我，详知你日常生活很好，深感安慰。我生性刚直、待人不周到，所学不合时宜、能力见识低下，因而遭贬多年，不敢再自居于达官贵人的行列。自从渡海北还，见到平生的亲戚故旧，不知为什么都象隔世人那样生疏，何况与你没有一天的交往，而怎么敢希求彼此结为朋友呢？几次蒙你亲来我处，交谈间情意亲切如同旧友一样，欣幸已极使人出乎意料，这简直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
    你给我看的信和诗赋杂文，我阅读得很熟了。大致都象行动着的云和流动着的水一样，本来没有固定的形式，常常是应该流动时就流动，不能不停止时就停止，文章条理自如，姿态多变而不受拘束。孔子说：“语言缺乏文采即使能流传也不能流传很远。”又说：“文辞以能表达出意思即可。”那么文辞仅仅在于表达出意思，就似乎不需讲究文采了，完全不是这样。要探求事物的微妙所在，就象拴住风捉住影那样困难，能使所写的事物在心里彻底明白，大概在千万人中未必能找到一个，更何况在口说时和手写时也能表达得很明白呢！做到这样才可说是文辞能表达出意思。既然文辞能将自己意思清楚地加以表达，那也一定是富于文采的。
    扬雄好用艰深的语言，掩饰本来是很浅近的道理，如果直说出来，是人人都懂得的。这种作文方法正如他所说的是雕虫篆刻（只注意雕琢字句），他的《太玄》、《法言》都属于这一类。杨雄唯独后悔作赋，是为什么呢？他一生讲求雕琢字句，《太玄》、《法言》和赋相比较只是在音节上略有改变，便称为经，可以吗？屈原作《离骚经》，是变风、变雅的发展，虽与日月竞放光彩也是应该的，难道可以因其文体与赋相近似而说它是雕虫小技吗？如果贾谊能见到孔子，他的学行可以超过“升堂”而达到“入室”的境地：扬雄竟然因贾谊作过赋便鄙视他，甚至把他同司马相如一样看待。扬雄见识浅陋象这类的例子很多，这一点只可与明白事理的人谈谈，很难同一般人讲清楚的，这里因论述文章偶然说到这个问题。
    欧阳修说，好的文章如纯金美玉，市上价钱是有规定的，不是人们靠口说就能定出它的贵贱。我的话很拉杂，对你哪能有益处，非常惭愧恐惧。
    你要我为惠力寺法雨堂写“法雨”两字，我本不善于写大字，勉强写毕竟写不好，加之船上地点狭窄不好写，故未能照你的嘱咐办理。然而我正好要经过临江，当往游惠力寺。或许惠力寺的僧人想让我写点什么。一定写上几句题留院中，以安慰你思亲的心意。今天到达峡山寺，稍作停留就离去。彼此相距越来越远，千万希望你随时爱护自己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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