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旨深哉!司马氏之名是编也》原文及翻译

读通鉴论
原文：
    旨深哉!司马氏之名是编也。曰“资治”者，非知治知乱而已也，所以为力行求治之资也。览往代之治而快然，览往代之乱而愀然。知其有以致治而治，则称说其美；知其有以召乱而乱，则诟厉其恶。言已终，卷已掩，好恶之情已竭，颓然若忘，临事而仍用其故心，闻见虽多，辨证虽详，亦程子所谓“玩物丧志”也。
    夫治之所资，法之所著也。善于彼者，未必其善于此也。君以柔嘉为则，而汉元帝失制以酿乱；臣以戆直为忠，而刘栖楚碎首以藏奸。攘夷复中原，大义也，而梁武以败；含怒杀将帅，危道也，而周主以兴。无不可为治之资者，无不可为乱之媒。然则治之所资者，一心而已矣。以心驭政，则凡政皆可以宜民，莫匪治之资；而善取资者，变通以成乎可久。设身于古之时势，为己之所躬逢；研虑于古之谋为，为己之所身任。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为之忧患，而己之去危以即安者在矣；取古昔民情之利病，代为之斟酌，而今之兴利以除害者在矣。得可资，失亦可资也；同可资，异亦可资也。故治之所资，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鉴也。
    “鉴”者，能别人之妍媸，而整衣冠、尊瞻视者，可就止焉。顾衣冠之整，瞻视之尊，鉴岂能为功于我哉?故论鉴者，于其得也，而必推其所以得；于其失也，而必推其所以失。其得也，必思易其迹而何以亦得；其失也，必思就其偏而何以救失；乃可为治之资，而不仅如鉴之徒县于室、无与照之者也。
    其曰“通”者，何也?君道在焉，国是在焉，民情在焉，边防在焉，臣谊在焉，臣节在焉，士之行己以无辱者在焉，学之守正而不陂者在焉。虽扼穷独处，而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故曰“通”也。
(取材于《读通鉴论》)


译文：
    用意深远啊!司马光命名这部史书(《资治通鉴》)。叫做“资治”，不仅仅是知晓天下太平天下动乱罢了,还是用来做到努力践行探求太平的依托。看到古代的太平景象就高兴,看到古代的动乱就忧愁。知晓他们用来实现太平的方法去治理(国家),就会称述陈说他们的美政;如晓他们用来招致动乱的方法去祸乱(国家),就指责批评他们的恶行。文章已经读完,书卷已经合上,喜好厌恶的情感已经倾尽，困乏无力像什么都遗忘了一样，处理事情却仍然沿用原先的想法，听闻见识即使很多,辨析考证即使很详尽，也是程子所说的“玩物丧志”(指读书沉迷于舍本逐末、只讲求文字技巧的“词章之学”等)。
    治理(国家)所依托的,正是治国之道所彰显的。(同样的措施)对那个人有好处，对这个人不一定有好处。君王把柔和美善作为准则,但是汉元帝失去驾驭而酿成祸乱；臣子把忠厚耿直作为忠诚，但是刘栖楚在殿前台阶叩头流血却心怀恶意。抗拒异族入侵扩张恢复中原故土，属于大义,但是梁武帝却因此败亡;心怀怒气斩杀将帅,是危险的做法,但是周世宗却因此而(使后周)昌盛。没有什么不能成为治理的依托,没有什么不能成为动乱的媒介。既然这样,那么治理(国家)依托的，就是用心罢了。用心处理政务，那么所有的政务都能够使百姓安定,没有一个不是治理的依托;善于获取依托的人，依据变化通达处理而成就长治久安。设身处地把自己放在古代的形势中，把那种形势作为自己亲身遭遇的事情;对于古人的谋划作为研究考虑,设想把那些谋划作为自己亲身负责的事情。参考古人宗庙社稷的安危情形,为他们感到忧患，于是自己远离危险、趋向安全的意识就养成了。参考古代百姓情况的利弊优劣,替代他们并替他们考虑，于是现在兴办有利的事情去除有害的事情的措施就具备了。成功的能够依托，失败的也可以依托;相同的可以依托,不同的也可以依托。所以治理(国家)所依托的，只是在于一心一意用心专注，史实只是他们的借鉴。
    “鉴”,能够辨别人的美丑,而整理衣冠、端肃仪容的人,能够得到纠正啊。但是衣冠齐整,仪容端肃了,鉴难道还对我还有用吗?所以讨论鉴的人,对于前人的成功，必定推究他们成功的原因;对于前人的失败,必定推究他们失败的原因。前人成功，(我们)必定思考如果换一种情形，怎样才能仍旧成功;前人失败，(我们)必定思考如何从前人的失败、偏差中吸取教训,来纠正他们的过失;这样才能够成为治理的依托,而不只是像镜子一样徒然悬挂在室内、没有让它照耀啊。
    他说的“通”，什么意思呢?为君之道在里面,国家大计在里面，百姓习俗在里面,边疆防务在里面,为臣之道在里面，臣子气节在里面，君子举止不辱使命在里面，学问恪守正道不偏颇在里面。即使居于困窘的处境独自居住,却能够独善其身,能够教导他人、知晓道理身心快乐、所以叫做“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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