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书·儒学列传（上）》原文及翻译

新唐书
原文：
    太宗身橐鞬，风纚露沐，然锐情经术，即王府开文学馆，召名儒十八人为学士，与议天下事。既即位，殿左置弘文馆，悉引内学士番宿更休；听朝之闲，则与讨古今，道前王所以成败，或日昃夜艾，未尝少怠。贞观六年，诏罢周公祠，更以孔子为先圣，颜氏为先师，尽召天下惇师老德以为学官。数临幸观释菜，命祭酒博士讲论经义，赐以束帛。生能通一经者，得署吏。广学舍千二百区，三学益生员，并置书、算二学，皆有博士。大抵诸生员至三千二百。自玄武屯营飞骑，皆给博士受经，能通一经者，听入贡限。四方秀艾，挟策负素，坌集京师，文治煟然勃兴。 
    高宗尚吏事，武后矜权变，至诸王驸马，皆得领祭酒。初，孔颖达等始署官，发《五经》题与诸生酬问。 
    玄宗诏群臣及府郡举通经士，而褚无量、马怀素等劝讲禁中，天子尊礼，不敢尽臣之。置集贤院部分典籍、乾元殿博汇群书至六万卷，经籍大备，又称开元焉。禄山之祸，两京所藏，一为炎埃，官商私楮，丧脱几尽，章甫之徒，劫为缦胡。于是嗣帝区区救乱未之得，安暇语贞观、开元事哉？自杨绾、郑余庆、郑覃等以大儒辅政，议优学科，先经谊，黜进士，后文辞，亦弗能克也。文宗定《五经》，镵之石，张参等是正讹文，寥寥一二可纪。由是观之，始未尝不成于艰难，而后败于易也。 
    尝论之，武为救世砭剂，文其膏粱欤！乱已定，必以文治之。否者，是病损而进砭剂，其伤多矣！然则武得之，武治之，不免霸且盗，圣人反是而王。故曰武创业，文守成，百世不易之道也。若乃举天下一之于仁义莫若儒儒待其人乃能光明厥功。至专诵习传授、无它大事业者，则次为《儒学篇》。 
（节选自《新唐书•儒学列传（上）》） 


译文：
    太宗虽然身带弓箭，风餐露宿，但却能精心关注经学，在王府中开设文学馆，召集十八位名儒做学士，和他们一起议论天下之事。即位以后，在殿左设置弘文馆，让所有的学士在殿内轮流值夜，在临朝听政后的闲暇时间，就和他们一起讨论古今，说前王成败的原因，有时讨论到太阳西斜或通宵达旦，未曾稍有倦怠。贞观六年，太宗下诏废周公祠，改以孔子为先圣，颜氏为先师，广召天下学问笃实的老师和德高年长的儒士来充任学官。并多次亲临国学观看学生入学时祀先圣先师的典礼，命祭酒博士讲论经义，每赐锦五匹。学生能通晓一经，即可参加官吏考试。增建学舍一千二百间，太学等三种学校增收学生，并设置书、算二学，都设有博士。学生大约可达三千二百名。即使是在玄武门的屯营飞骑将士，也可学经当博士，能通晓一经的，听任他们去参加贡举考试。四方的优异俊美的人士，携带着书籍及书写用具，聚集京城，以文教治国的风气蓬勃兴盛（以文教治国蔚然成风）。 
    高宗崇尚官吏，武后自持权势而随机应变，以至诸王和驸马都得到祭酒职位。当初，孔颖达等人为学官，以《五经》为题向学生进行提问和解答。 
    玄宗下诏令群臣和各州县推荐通晓经义的儒士，而褚无量、马怀素等人到宫中侍讲，天子对他们很尊重礼遇，不敢完全把他们当做臣子对待。存放在集贤院的部分典籍、乾元殿收集的群书多达六万卷，图书完备，又称开元时期了。安禄山叛乱，使两京的藏书全部被烧为灰烬，使官私藏书几乎全部丧失，年轻力壮的人，被劫持去当兵。于是继位的皇帝想救治战乱而未能如愿，哪能有空闲去谈贞观、开元时的盛事呢?自从杨绾、郑余庆、郑覃等人以大儒出任宰相，商议何科为优，主张以明经科为先，降低进士科，以文辞为后，也未能解决问题。文宗时校定《五经》，刻在石头上，张参等人校正错字，只是寥寥的一两件事。从这就可以看出，没有哪一件事情不是因为克服艰难而成功，而后因为易而失败的啊。 
    曾经有这样一种议论，说武功是救世的烈药，而文治大概是精美的食物吧！战乱平定后，一定要文治。否则，就是已经病损却用烈药，那么所受伤害反而加深了！这样说来，那么用武力得到的，又用武力去治理，不免有霸道和强横之气，圣人一反其道而行王道。所以说以武力创业，以文治守成，这是百代不变的道理。如果想使天下的人归于仁义，什么都不如儒学。用儒道去对待别人，才能功劳显著。至于那些专门学习和传授儒学的，没有能成就其他大事业的人，就编为《儒学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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