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稿·汤斌传》原文及翻译
清史稿
原文:
汤斌,字孔伯,河南睢州人。明末流贼陷睢州,母赵殉节死,事具《明史列女传》父契祖,挈斌避兵浙江衢州,顺治二年,奉父还里。
九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授国史院检计。万议修明史,斌应诏言“宋史修于元至正,而不讳文天祥、谢枋得之忠;元史修于明洪武,而亦著丁好礼、巴颜布哈之义,顺浩元、二年间,前明诸臣有抗节不屈、临危致命者,不可概以叛书。宜命纂修诸臣勿事瞻顾.”下所司,大学士冯铨、金之俊谓斌奖逆,拟目严 饬,世祖特召至南苑慰谕之。时府道多缺员。上以用人方亟,当得文行兼优者,以学问为经济,选翰林官。得黄志遴等凡十人。
斌念父老,以病乞休。丁父忧,服阕,闻容城孙奇逢讲学夏峰,负笈往从。康熙十七年,诏举博学鸿儒,尚书魏象枢、副都御史金鋐以斌荐,试一等,授翰林院侍讲,与修明史。
二十六年五月,不雨,灵台郎董汉臣上书指斥时事,语侵执政.下廷议,明珠惶惧,将引罪.大学士王熙独日:“市儿妄语,立斩之,事毕矣,”斌后至,国柱以告,斌曰:“汉臣应诏言事无死法,大臣不言而小臣言之,吾辈当自省。”上卒免汉臣罪.明珠、国柱恚,摘其语上闻,并摭斌在苏时文告语,曰“爱民有心,救民无术”,以为谤讪.传旨诘问,斌惟自陈资性愚昧,愆过丛集,乞赐严加处分,左都御史璙丹、王鸿绪等又连疏劾斌.会斌先荐候补道耿介为少詹事,同辅太子,介以老疾乞休。詹事尹泰等劾介侥幸求去,且及斌妄荐,议夺斌官。国柱宣言上将隶斌旗籍,斌适扶病入朝,道路相传,闻者皆泣下。江南人客都下者,特击登闻鼓讼冤,继知无其事,乃散。
斌既师奇逢,习宋诸儒书,尝言:“滞事物以穷理,沉溺迹象,既支离而无本:离事物而致知,隳聪黜明,亦虚空而鲜实.”其教人,以为必先明义之界,谨诫伪之关,为真经学、真道学;否则讲论、践履析为二事,世道何赖?斌笃守程、朱,亦不薄王守仁,身体力行,不尚讲论,所诣深粹.著有洛学编、潜庵语录雍正中,入贤良祠,乾隆元年,谥文正。道光三年,从祀孔子庙。
(节选自《清史稿》,有删节)
译文:
汤斌,字孔伯,河南睢州人。明朝末年,农民军攻陷睢州,其母赵氏为保全志节而死,事情记载于《明史•列女传》。父亲汤契祖为避战乱,带着汤斌到了浙江衢州。顺治二年,汤斌侍奉父亲回到家乡。
顺治九年,汤斌考中进士,被选作庶吉士,又被任命为国史院检讨。当时正讨论编修《明史》,汤斌根据皇上的诏书进言说:“《宋史》在元朝至正年间修撰,却不避讳文天祥、谢枋得的忠诚;《元史》在明朝洪武年间修撰,而同样记载丁好礼、巴颜布哈的节义。顺治元年、二年间,以前明朝的臣子中有为保全志节而宁死不屈、临危献身的人,不能一概以叛逆来记载。应该命令各修撰大臣不要瞻前顾后,顾虑太多。”皇上将此议下到明史馆,大学士冯铨、金之俊认为汤斌奖励叛逆,代皇上起草圣旨严厉训斥,世祖却特意召汤斌到南苑安慰他。当时,很多府道缺少官员。皇上认为当前急于用人,应当选拔学问、品行兼优的人,并以学问作为经世济民管理国家的标准,选拔翰林院的官员。后选到黄志遴等共十人。
汤斌考虑父亲年老,以有病为由请求辞官休假。(后父死,)为父守丧;守丧期满,听说容城人孙奇逢在夏峰讲学,便背着书箱前去跟随他学习。康熙十七年,皇帝下诏开博学鸿儒科取士,尚书魏象枢、副都御史金鋐推荐汤斌,汤斌考试得一等,被授予翰林院侍讲,参与编修《明史》。
二十六年五月,天不下雨,钦天监灵台郎董汉臣上疏指责这是由于时事所造成的,语言触及当权者。此疏下到廷臣议论,明珠很恐慌,要自承罪责。只有大学士王熙一人表示:“市井小人胡言乱语,应立即斩首,事情可以完结。” 汤斌后来也到了朝廷,余国柱将这一情况告诉了他,汤斌说:“董汉臣根据诏旨议论朝政,没有处死的理由。大臣们不讲而小臣却敢讲,我们应该自省。”皇上最终免了董汉臣的罪。明珠和国柱怨恨,摘录汤斌的一些言论上报,并找出汤斌在苏州发布文告中的话“爱民有心,救民无术”,认为是在诽谤朝廷。皇上传旨责问,汤斌只是自己表示天资愚昧,过错很多,请求严加处分。左都御史璙丹、王鸿绪等人又接连上疏弹劾汤斌。恰巧汤斌先前推荐候补道耿介为少詹事,一同辅导太子,耿介以年老多病请求辞官,詹事尹泰弹劾耿介是有目的地请求辞官,并且提到汤斌胡乱推荐,建议革去汤斌的官职。国柱传言说,皇上将要让汤斌隶属于八旗户籍,正好汤斌带病入朝,精神不振,于是人们在路上互相谈论(传言越传越广),听到的人都哭泣落泪。住在京师的江南人,要击登闻鼓为汤斌诉冤,后来知道没有那么回事,才散去。
汤斌以孙奇逢为师以后,学习宋代诸儒的书。他曾说:“对事物要穷究其中的道理,如果囿于事物表象而不悟,对事物的了解既支离破碎又不得其本质;如果离开具体事物而又求了解它,实际上是毁掉了自己的视听,同样是虚妄不实的。”他教育人,认为必须先弄清义和利的界限,慎重对待诚与伪的关系,研究真正的经学、真正的道学;否则将讲论和实践分离成两件事,社会风气又凭借什么(变好)呢?汤斌忠实恪守程、朱之学,同时也不菲薄王守仁。办事身体力行,不崇尚空论,造诣精深。著作有《洛学编》《潜庵语录》。雍正时,其牌位准入贤良祠。乾隆元年,获赠谥号为“文正”。道光三年,附祀于孔子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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