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化，国家之急务也，而俗吏慢之》原文及翻译

资治通鉴
原文：
    教化，国家之急务也，而俗吏慢之；风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夫惟明智君子，深识长虑，然后知其为益之大而收功之远也。光武遭汉中衰，群雄麋沸，奋起布衣，绍恢前绪，征伐四方，日不暇给，乃能敦尚经术，宾延儒雅，开广学校，修明礼乐。武功既成，文德亦洽。继以孝明、孝章，遹追先志，临雍拜老，横经问道。自公卿、大夫至于郡县之吏，咸选用经明行修之人，虎贲卫士皆习《孝经》，匈奴子弟亦游大学，是以教立于上，俗成于下。 
    其忠厚清修之士，岂唯取重于缙绅，亦见慕于众庶。愚鄙污秽之人，岂唯不容于朝廷，亦见弃于乡里。自三代既亡，风化之美，未有若东汉之盛者也。及孝和以降，贵戚擅权，嬖幸用事，赏罚无章，贿赂公行，贤愚混淆，是非颠倒，可谓乱矣。然犹绵绵不至于亡者，上则有公卿、大夫袁安、杨震、李固、杜乔、陈蕃、李膺之徒面引廷争，用公义以扶其危，下则有布衣之士符融、郭泰、范涝、许邵之流，立私论以救其败。是以政治虽浊而风俗不衰，至有触冒斧钺，僵仆于前，而忠义奋发，继起于后，随踵就戮，视死如归。夫岂特数子之贤哉，亦光武、明、章之遗化也！当是之时，苟有明君作而振之，则汉氏之祚犹未可量也。不幸承陵夷颓敝之余，重以桓、灵之昏虐：保养奸回，过于骨肉；殄灭忠良，甚于寇雠；积多士之愤，蓄四海之怒。于是何进召戎，董卓乘衅，袁绍之徒从而构难，遂使乘舆播越，宗庙丘墟，王室荡覆，烝民涂炭，大命陨绝，不可复救。然州郡拥兵专地者，虽互相吞噬，犹未尝不以尊汉为辞。以魏武之暴戾强伉，加有大功于天下，其蓄无君之心久矣，乃至没身不敢废汉而自立，岂其志之不欲哉？犹畏名义而自抑也。由是观之，教化安可慢，风俗安可忽哉！ 
（选自《资治通鉴·卷六十八》） 
【注】①遹：yù，遵循。②烝：zhēng，众多。 


译文：
    教化是国家的紧要任务，而俗吏却对此怠慢；风俗是天下的大事，而庸君却对此疏忽。只有明智的君子，经过深思熟虑，然后才知道它们的益处之大、功效深远。汉光武帝遭逢汉朝中期衰落，群雄蜂起，他以一介平民的身份奋发起兵，继承恢复祖先的事业，征伐四方，终日忙碌，没有空闲，却能够推崇儒家经典，以宾客之礼延聘儒家学者，大力兴办学校，昌明礼乐。军事上的功业已经建立，教育和感化的德政也普遍推行开了。接着是明帝、章帝，遵循先辈的遗愿，亲临太学拜访有学问的长者，手拿经典向他们请教。上自公卿、大夫，下至郡县官吏，全都选用熟悉儒家经典、品行端正的人，即便是虎贲卫士也都学习《孝经》，匈奴贵族的子弟们也要到国家设立的太学游学。因此，教化确立于朝廷，风俗形成于民间。那些忠诚、敦厚、清正、有修养的人，哪里只是受到官员们的尊重，也被百姓仰慕。那些愚蠢卑鄙、邪恶下流之徒，岂止是不被朝廷容纳，也被乡邻鄙弃。自从夏、商、周三代灭亡之后，教化风俗之好，还没有像东汉那样兴盛过。到汉和帝以后，皇亲国戚独揽大权，奸佞小人得势妄行，赏罚没有标准，贿赂之风公然流行，贤良愚劣混淆不清，是非颠倒，可以说是混乱啊！然而东汉朝廷仍然能够延续，不至于灭亡，原因在于上有公卿、大夫袁安、杨震、李固、杜乔、陈蕃、李膺等人敢于当面检举、争辩，用公正的道义扶持危局；下有身为平民的符融、郭泰、范滂、许邵之辈，形成民间的舆论来挽救颓败的形势。 
    所以，国家朝政虽然污浊，可是社会正气却没有衰微，直至有人敢于冒着杀头的危险，前面的人倒下了，而人们的忠义之心更加激奋，在后面紧紧跟随，虽然紧跟着被杀，他们仍然视死如归。哪里只是这几个人（本身）贤德，也是汉光武帝、明帝、章帝留下的教化之功啊！在那时，如果有贤明的君主发奋振作，则汉朝的福运仍然不可估量。不幸的是，国家经受衰败、凋敝之后，又加上桓帝、灵帝昏庸暴虐：袒护姑息奸佞小人，胜过骨肉之亲；屠杀忠良之士，比对待仇敌还厉害；积累了众多士人的愤怒，汇集了天下的愤怒。于是何进从外地召来了军队，董卓乘机夺权，袁绍等人以此为借口向朝廷发难，使得皇帝流亡，宗庙荒废，王室倾覆，百姓遭殃，汉朝的命运终结，无法挽救。然而各州郡掌握军队、占据地盘的人，虽然互相吞并，但还没有不以尊崇汉朝为理由的。以魏武帝曹操的残暴强横，加上在世人面前建立了大功，他存下取代君王的野心已经很久了，可直至去世都不敢废掉汉朝皇帝而由自己取而代之，难道是他没有做皇帝的欲望？不过是畏惧名声（不好）和道义（不合）而克制自己罢了。由此看来，教化怎么可以轻视，风俗又怎么可以忽略！

相关文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