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元年，太宗谓黄门侍郎王珪曰》原文及翻译

贞观政要
原文：
    贞观元年，太宗谓黄门侍郎王珪曰：“中书所出诏敕，颇有意见不同，或兼错失而相正以否。元置中书、门下，本拟相防过误。人之意见，每或不同，有所是非，本为公事。或有护己之短，忌闻其失，有是有非，衔以为怨。或有苟避私隙，相惜颜面，知非政事，遂即施行，难违一官之小情，顿为万人之大弊，此实亡国之政，卿辈特须在意防也。隋日内外庶官，政以依违，而致祸乱，人多不能深思此理。当时皆谓祸不及身，面从背言，不以为患，后至大乱一起，家国俱丧，虽有脱身之人，纵不遭刑戮，皆辛苦仅免，甚为时论所贬黜。卿等特须灭私徇公，坚守直道，庶事相启沃，勿上下雷同也。”因令诸司，若诏敕颁下有未稳便者，必须执奏，不得顺旨便即施行，务尽臣下之意。
    贞观四年，太宗问萧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对曰：“克己复礼，勤劳思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论事，宿卫之士，传飧而食，虽性非仁明，亦是励精之主。”太宗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则照有不通至察则多疑于物又欺孤儿寡妇以得天下恒恐群臣内怀不服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决断虽则劳神苦形，未能尽合于理。朝臣既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惟即承顺而已。朕意则不然，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奏行。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且日断十事，五条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以日继月，乃至累年，乖谬既多，不亡何待？岂如广任贤良，高居深视，法令严肃，谁敢为非？”
（节选自《贞观政要》)


译文：
    贞观元年，唐太宗对黄门侍郎王珪说：“中书省所草拟颁发出的文告命令，门下省颇有不同看法，有时还有错误，有没有指出纠正？原来设置中书省、门下省，本来是为相互防止发生过错和失误。人的意见，常常有所不同，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追根溯源都是为了公事。有的人对自己护短，不愿听到别人指出自己的过失，人家有所批评，便怀恨在心。有的人为了暂且避开私人的嫌隙，互相顾惜面子，明知政策有错，也立即施行，难以违背一个官员的私情，可以立刻成为万民的大害，这实在是亡国的施政方式，你们特别需要注意防范。隋朝时候内外大小百官，办理政事因为模棱两可（没有主见），而招致灾难和变乱，人们大多不能深入思考其中的道理。当时都认为灾祸不会落到自己身上，当面顺从，背后乱说，不认为会有祸患；后来到大的祸乱发生，家和国统统丢失，即使有摆脱险境的人，纵然没有遭到刑罚或处死，也都是辛酸悲苦，仅仅能免于一死，深受世人舆论斥责。你们身为大臣特别应该灭除私情秉公办事，坚守正道，凡事互相启发帮助，不要上下随声附和。”唐太宗于是下令各个部门，如果颁发出的文告命令没有做到稳妥方便，官吏必须上奏指出，不能只顺从圣旨上的意思推行实施，必须尽到一个做臣子的职责。
    贞观四年，太宗问大臣萧瑀：“隋文帝是一个怎样的君主？”萧瑀回答说“（隋文帝）克制自己的私欲，使言行举止合乎礼节，不怕辛苦，思行善政。每次上朝处理政务，有时要忙到太阳偏西，五品以上的官吏，都要与他一起坐谈国事，值宿守卫，传送晚饭来吃，他性情虽然说不上仁义开明，却也算得上是一个励精图治的君王。”太宗说：“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这个人性格过于明察，但内心并不能辨明臣子（用人不准）。心里糊涂就不能通达彻见，性格过于明察就对事情容易多疑，他又是靠欺骗前朝皇帝的遗孤寡妇来夺取江山登上皇位的，经常害怕群臣不服，因此，他不肯相信手下的每个官员，每一件事他都自己判断决定，即使劳神费力，也不能全都处理得合情合理。朝中的大臣全知道他有不信任下属的想法，也不敢直率说话，丞相以下的官吏，处理政务都遵奉顺从罢了。我的想法却不是这样，因为天下如此之大，事情如此之多，千头万绪，一定应该根据情况而变动，事情都交付百官商议，由宰相筹划，事情稳妥方便了，才可以上奏皇上，下令天下执行。怎能在一日处理如此多的重要事务，凭一个人的思虑就独断专行呢。况且一天处理十件政事，有五件不合理，处理合理确实好，那些处理不合理的又能怎么办呢？日积月累，甚至好多年，背离常理的事情很多以后，国家能不灭亡吗？哪如广泛地任用贤良的人才，皇帝在朝廷密切关注政事，严肃法纪，谁还敢胡作非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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