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崇教化》原文及翻译

苏轼
原文：
    夫圣人之于天下，所恃以为牢固不拔者，在乎天下之民可与为善，而不可与为恶也。昔者三代之民，见危而授命，见利而不忘义，此非必有爵赏劝乎其前，而刑罚驱乎其后也，其心安于为善，而忸怩于不义，是故有所不为。及至秦汉之际，其民见利而忘义，见危而不能授命，法禁之所不及，则巧伪变诈无所不为，疾视其长上而幸其灾，因之以水早，加之以盗贼，则天下荡然无复天子之民矣。世之儒者常有言曰：“三代之时，其所以教民之具，甚详且密也。及至后世，教化之道衰，而尽废其具，是以若此无耻也。”臣愚以为若此者，乃好古而无术，知有教化而不知名实之所存者也。
    昔武王既克商，散财发粟，使天下知其不贪；礼下贤俊，使天下知其不骄；封先圣之后，使天下知其仁；诛飞廉、恶来，使天下知其义。如此，则其教化天下之实固已立矣。天下耸然，皆有忠信廉耻之心，然后文之以礼乐，教之以学校，观之以射乡，而谨之以冠昏丧祭，民是以目击而心谕，安行而自得也。及至秦汉之世，专用法吏以督责其民，如此而欲望其迁善远罪，不亦难乎？
    欲民之知信，则莫若务实其言；欲民之知义，则莫若务去其贪。夫所贵乎县官之尊者，为其恃于四海之富，而不争于锥刀之末也。其与民也优，其取利也缓。古之设官者，求以裕民，今之设官者，求以胜之。求利太广，而用法太密，故民日趋于贪。臣愚以为难行之言，当有所必行，而可取之利，当有所不取，以教民信而示之义。
（取材于苏轼《崇教化》）


译文：
    圣人在治理天下时，所依靠的、认为牢固不可动摇的，在于应使天下百姓行善，不应使他们作恶。过去夏、商、周三代的百姓，遇到危急时能献出自己的生命，面对私利时能不忘道义，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的面前一定有爵禄赏赐的奖励，他们的身后一定有刑罚的逼迫，（而是因为）他们的内心会对行善感到安定坦然，会对做不合乎道义之事感到羞愧，因此有些事情（他们）是不会去做的。等到秦汉之时，百姓面对私利忘却了道义，遇到危急不能献出生命，在刑法与禁令未能触及的领域，虚伪不实、巧变诡诈的事情就没有什么做不出来的，瞋目怒视自己的官长，期待他们遭遇不幸，水旱灾害接续来袭，盗贼作乱施以侵害，那么世间效忠于君主的百姓便消失尽净了。世上的儒生常说：“三代之时，用来教化百姓的道德是非常详细、周密的。等到后世时，教化的大道衰颓，道德尽遭废止，因此百姓就像这样不知羞耻。”我认为像这样的人，都是喜好古代的事物却没有策略，只知道有教化这件事，却不懂得其名和实的区别。
    当初周武王攻灭商朝后，分发财物粮食给百姓，使天下明白他并不贪婪；礼遇有才德的人，使天下明白他并不骄纵；进封先世圣人的后代，使天下明白他的仁德；诛杀飞廉和恶来，使天下明白他的道义。这样，周武王教化百姓的事实就已经确立了。百姓满怀敬畏，都有忠诚信实、廉洁知耻之心，（周武王）再用礼乐陶冶百姓，用学校教化百姓，用射乡礼仪给百姓示范，用冠婚丧葬礼使百姓恭敬，因此百姓可以亲眼目睹，心领神会，行事从容自得。等到秦汉时，君主只用司法官吏来督查责罚百姓，像这样却想要百姓趋向良善、远离罪恶，不也很困难吗？
    想要让百姓懂得诚信，就不如自己言行一致；想要让百姓懂得道义，就不如自己摒弃贪念。尊贵的君主所看重的，在于依靠天下的富足，而不在细微利益上斤斤计较。他对待百姓优厚，不急于谋求利益。古时设置官吏，是为了使百姓富裕，如今设置官吏，是为了驾驭百姓。谋求利益太过广泛，运用刑法太过频繁，因此百姓一天天地趋向贪婪。我认为，在难以践行的言论中，一定存在着可以践行的部分，在可以获取的利益中，一定有不应索取的部分，由此来教育百姓诚信并使之知晓道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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