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洵集·议法》原文及翻译

苏洵集
原文：
    古者以仁义行法律，后世以法律行仁义。夫三代之圣王，其教化之本出于学校，蔓延于天下，而形见于礼乐。下民被其风化，务为仁义，以求避法律之所禁。故其法律虽不用，而其所禁亦不为不行于其间。至于汉、唐，其教化不足以动民，而一于法律，故其民惧法律之及其身，亦或相勉为仁义。唐为《刑统》，毫厘轻重，明辩别白，附以仁义，无所阿曲。但不能先使民务为仁义，使法律之所禁不用而自行如三代时。然要其终，亦能使民勉为仁义。而其所以不若三代者，则有由矣：政之失，非法之罪也。
    是以宋有天下，因而循之，变其节目而存其大体。比闾小吏奉之以公，则老奸大猾束手请死，不可漏略。然而狱讼常病多，盗贼常病众者，则亦有由矣：法之公而吏之私也。而况法律之间又不能无失，其何以为治?
今夫天子之子弟，卿大夫与其子弟，皆天子之所优异者。有罪而使与氓隶并笞而偕戮，则大臣蒙耻而朝廷轻，故有赎焉，所以自尊也，非与其有罪也。夫刑者，必痛之而后人畏焉;罚者不能痛之，必困之而后人惩焉。今也，大辟之诛，输一石之金而免。贵人近戚之家，一石之金不可胜数，且不笞不戮，彼已幸矣，而赎之又轻，是启奸也。
    夫罪固有疑，今有人或诬以杀人而不能自明者，有诚杀人而官不能折以实者，是皆不可以诚杀人之法坐。由是有减罪之律，当死而流。使彼为不能自明者邪，去死而得流，刑已酷矣;使彼为诚杀人者邪，流而不死，刑已宽矣：是失实也。
    今也贵人近戚皆赎，而疑罪不与，莫若皆重赎。彼贵人虽号为富强，苟数犯法而数重困于赎金之间，则不能不敛手畏法。彼罪疑者，虽或非其辜，而法亦不至残溃其肌体;若其有罪，则法虽不刑，而彼固亦已困于赎金矣。夫使有罪者不免于困，而无辜者不至陷于笞戮，一举而两利。斯智者之为也。
（取材于《苏洵集》）
注释：【1】三代：夏商周三朝。【2】比闾：乡里。【3】大辟：死刑，古代五刑之一。


译文：
    古代用仁义实施法律，后世靠法律实施仁义。夏、商、周三代的圣王，他们推行教化的根本是从学校开始，然后逐渐扩展到整个天下，而表现在礼乐制度的实行。下面的百姓受到礼乐感化，致力于施行仁义，以求回避法律的制裁。所以他们的法律虽然没有实施，但法律所规定的禁令在百姓中也不是没有得到执行。后来到了汉代、唐代，那时的教化已不能够感动百姓，于是统一实施法律，所以那时的百姓害怕法律制裁到自己身上，也有时互相勉励奉行仁义。唐代制定《刑统》，罪责细分轻重，辨析明白，加上奉行仁义，没有什么偏袒不正。但这样的法律不能首先使百姓致力于行仁义，不能使它所规定的禁令像夏、商、周三代时那样，虽然不曾实施却自然得到执行。然而概括它的最终结果，也还能够使百姓尽力奉行仁义。而它之所以比不上三代，是有原因的，那是施政的过错而非法律的过错。
    因此，宋据有天下后，沿袭汉、唐法律，改变了一些条目，保留了它的基本内容。地方小吏若奉公执法，老奸大猾就要束手请死，丝毫不会遗漏。然而事实上常常忧虑讼案太多，又往往担心盗贼甚众，这也是有原因的，那就是法律公正无私而官吏偏私不正。何况法律规定的条款中又不能没有一点漏洞，这靠什么能治理得好呢？
当今皇帝的子弟，以及卿大夫和他们的子弟，都是皇帝认为优秀特异的人。他们当中有人犯了罪，如果让他们与贱民一同受笞刑，一同被杀戮，那么大臣将蒙受耻辱，朝廷也会受到轻视，所以有用金赎罪的规定，这是用来使人保持自尊的，不是用来帮助罪人的。施刑一定要使受刑的人疼痛，然后人们才会畏惧；出钱赎罪虽不能使人疼痛，但一定要使受罚的人穷困，然后人们才会惧怕。而现在，大辟这种死罪，缴纳一石之金就可赦免。显贵和皇亲国戚这样的人家，一石之金不可胜数，再说不受笞刑，不被处死，他们已经是万幸了，而用金赎罪又如此轻松，这是引发奸恶啊！
    犯罪行为本来就有怀疑，如果有人被诬告杀人，他自己却又不能辩白清楚；有人的确杀了人，但官吏却不能用事实来折服他，这些都不可用制裁真正杀人者的法律定罪。因此有减罪的法律规定，应当判死刑的改判流放。假使他是属于自己不能辩白的人呢，去掉死刑而改判流放，这刑罚已够残酷了；假使他是的确杀了人的呢，判为流放而不受死刑，这刑罚又够宽松了。这是量刑失实的弊病啊！
    如今显贵和皇亲国戚都可用金钱赎罪，而证据不足的疑犯却不在赎罪之列，不如都实行重赎的做法。那些显贵虽然号称富强，若屡次犯法而屡次受困于沉重的赎金，那他们也不能不畏惧法律而收敛恶行。那些罪行有疑问的，虽然有的确属无辜，但刑法也不至于使他们的肌体受到摧残；如果他真有罪，那么虽然他没有受到法律刑处，但他们也一定被沉重的赎金压得困穷不堪。使真正有罪的人不免于困穷，而无辜的人不至于受到笞刑和杀戮，如此可谓一举而两利。这是智者应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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