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巩《南齐书目录序》原文及翻译

曾巩
原文：
    《南齐书》，梁萧子显撰。臣等因校正其讹谬，而叙其篇目，曰：
    将以是非得失、兴坏理乱之故而为法戒，则必得其所托，而后能传于久。此史之所以作也。然而所托不得其人，则或失其意，或乱其实，或析理之不通，或设辞之不善，故虽有殊功韪德非常之迹，将暗而不章，郁而不发，而梼杌嵬琐、奸回凶慝【1】之形，可幸而掩也。
    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
    何以知其然也？昔者唐、虞有神明之性，有微妙之德，使由之者不能知，知之者不能名，以为治天下之本。号令之所布，法度之所设，其言至约，其体至备，以为治天下之具。而为二典者，推而明之，所记者岂独其迹也？并与其深微之意而传之。小大精粗，无不尽也；本末先后，无不白也。使诵其说者，如出乎其时；其求旨者，如即乎其人。是可不谓明足以周万事之理，道足以适天下之用，智足以通难知之意，文足以发难显之情乎？则方是之时，岂特任政者皆天下之士哉？盖执简操笔而随者，亦皆圣人之徒也。
    夫自三代之后为史者，如迁【2】之文，亦不可不谓隽伟拔出之才、非常之士也。然顾以谓明不足以周万事之理，道不足以适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难知之意，文不足以发难显之情，何哉？盖圣贤之高致，迁固有不能纯达其情而见之于后者矣，故不得而与之也。迁之得失如此，况其他邪？
    子显之于斯文，喜自驰骋，其更改破析、刻雕藻缋【3】之变尤多，而其文益下。岂夫材固不可以强而有邪？数世之史既然，故其事迹暧昧，虽有随世以就功名之君、相与合谋之臣，未有赫然得倾动天下之耳目、播天下之口者也。而一时偷夺倾危、悖礼反义之人，亦幸而不暴著于世，岂非所托不得其人故也？可不惜哉！
盖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故为之者，亦必天下之材，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岂可忽哉！岂可忽哉！
（取材于曾巩《南齐书目录序》）
注释：【1】慝：邪恶，罪恶。  【2】迁：司马迁。【3】缋：通“绘”。



译文：
    《南齐书》，南朝梁代萧子显编撰。臣下我等人因奉命校勘订正本书的错误，就为本书篇目作序文说：
    要把前代的是非得失和兴亡治乱的原由作为法式与鉴戒，就一定要找到那种能够托付的执笔人，然后才能够传播久远。这是撰修史书的原因啊！然而那种所该托付的执笔人却没择取到合适的人选，就会有的失掉那原本的意图，有的窜乱那史实，有的剖析事理不通达，有的遣词不当。所以，即使有突出的功业、美好的德行、异乎寻常的治迹，也会幽暗而不显明，闭结而不扬布，可那些凶顽至极、狂险猥琐、奸邪凶恶的形迹，却能侥幸掩盖住啊！
    古代所说的良史，他的识见一定足够用来综括万事的道理，他的记史思想一定足够用来适合天下的行用，他的才智一定足够用来通晓很难领悟的意旨，他的文辞一定足够用来阐发很难显露的情状。达到这样的标准以后，他的能力就能够与“良史”相称了。
    凭什么知道良史是这样呢？从前，唐尧、虞舜拥有如神之明的心性，具有深奥玄妙的德行，使得跟随的人不能觉察到，觉察到的人也不能称赞他，（可是人们）把这作为治理天下的根本。所传布的号令，所设置的法规制度，那言辞极其简略，体式极其周备，（人们）把这作为治理天下的措施。而撰著《尧典》与《舜典》的人，推布并宣明这些，所记述的，哪里仅仅是尧、舜的治迹啊？他们深切微妙的用意也一道传达出来。细小和重大的、精微与梗概的，没有不穷尽的；本源和末端、先行和后续，没有不明晰的。让诵读他们的言论的人，就像自己出现在当时一样；研求它的意旨的人，就像接触到所记述的本人一样。这难道还称不上是识见足够用来综括万事的道理，思想足够用来适合天下的行用，才智足够用来通晓很难领悟的意旨，文辞足够用来阐发很难显露的情状吗?正当尧、舜的时候，哪里只是分掌政务的人都是天下的英士呢？恐怕执持竹简、操握笔管而跟随左右的人，也都是圣人的门徒啊。
    从夏、商、周三代以后撰写史书的人，像司马迁这样的文才，也不能不称得上是俊逸英伟、出类拔萃的奇才、非同寻常的杰士了。但是，只能认为他是识见尚未能足够用来综括万事的原理，思想尚未能足够用来适合天下的行用，才智尚未能足够用来通晓很难领悟的意旨，文辞尚未能足够用来阐发很难显露的情状，为什么呢？因为圣贤的高妙思致，司马迁原本还不能够纯正地表达出他的情志并显现给后世啊，所以，就不能进入到良史行列中。司马迁的得失尚且是这样，何况其他人呢？
    就萧子显于他的这部史书而言，喜好自己愿意怎样写就怎样写，他更动窜改、截断拆开、斧凿雕琢、增饰文采的变动手法更多，因而他的文笔就越低下。难道那才质原本就不可以勉强而拥有吧？好几朝的史书已经是这样，所以那事迹模糊不清，尽管存在随顺时世去成就功业威名的君主、共同联合谋议的臣僚，却没有显赫地能耸动起天下的视听、在天下人口中传播的人物啊。而一时间偷安、争夺、倾轧、陷害、背弃礼法、违背道义的人，也侥幸没有明白地显露在世人面前，难道不是所托付的人没选择合适的缘故吗?能不痛惜嘛！
    史书是用来宣明治理天下的原则与方法的。所以，修撰它的人，也一定是天下一流的才士，然后他的才能就可以与良史相称了。这哪能忽略呢!这哪能忽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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