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孝孺《郑士利传》原文及翻译

方孝孺
原文：
    郑士利，字好义，宁海人，尝为县诸生。洪武九年，天下考校钱谷、策书①，空印事②起，凡主印吏及署字有名者，皆逮系狱中。士利兄亦以河南时空印系狱中。天子方怒空印事，以为欺罔，守令署印者，皆欲置之死，佐贰以下榜一百，为军远方。丞相、大夫皆知空印者无它，罪可恕，莫敢谏。 
    士利独叹曰：“上不知，以为空印大罪，诚得人言之，上圣明，宁有不悟？”适星变求言，士利曰可矣。既而读诏，有假公言私者罪之。士利曰：“吾所欲言者，为天子杀无罪。吾兄非主印者，固当出，需吾兄杖出乃言。言，吾死不恨。”其兄免死出，士利乃为书数千言，言数事，而于空印事最详。其意以为，诚欲深罪空印者，恐奸吏得挟空印纸为文移③以虐民耳。臣以为文移必完印乃可。今考校策书合两缝印非一印一纸之比纵得之亦不足用况不可得乎？且钱谷之数，府必合于省，省必合于户部。其数诚不可悬断预决，必至户部而后定。省、府远者，去户部六七千里，近亦三四千里，待策书既成而后用印，则往来之难，非期年不可至。故必先用印而后书，此权宜之务，所从来远矣，何足深罪？且国家诸法，必先明示天下，而后罪犯法者，以其知其不可而故犯之也。自立国以至于今，未尝有空印之律，有司、丞相不知其罪。今一旦捕而诛之，则何以使受诛者甘心而无词乎？朝廷求贤士，得之甚难。位至于郡守者，皆数十年所成就。通达廉明之士，非如草菅然可刈而复生也。陛下奈何以不足罪之罪，而坏足用之材乎？ 
    上览书大怒，诏丞相大夫杂问④谁教若为，必有主谋者。士利笑曰：“顾吾书可用与否如何耳。且吾业既为国家言事，自分受祸，人谁为我谋乎？”辞卒不屈，然犹输作⑤终身，而竟杀空印者。 
（选自方孝孺《逊志斋集》，有删减） 
［注］①钱谷：赋税。策书：官府文书。②空印事：旧例每年，各级官员进见户部，核对钱粮军需诸事，以道远，预持空印文书，遇部驳即改。朱元璋疑其中有奸诈，兴空印案。③文移：文书，公文。④杂问：犹会审。⑤输作：罚作劳役。 


译文：
    郑士利，字好义，宁海人，曾经是县里的诸生。洪武九年，朝廷考核校对赋税和官府文书，空印的事发生，凡是主印的官员和署有名字的，都被逮捕到狱中。士利的兄长也因为河南时空印的事情被捕至狱中。当时，天子正因空印事盛怒，认为是欺骗，对署有空印的守令，都想判处死刑，辅佐官员及以下官位者杖打一百，充军戍边。丞相、大夫都知道空印其实没有什么大事，罪过可以宽恕，但没有人敢进谏。 
    郑士利独自叹息道：“皇上不知道，认为空印是大罪，如果有人上奏，皇上圣明，哪里会不醒悟呢？”恰逢星相发生变化，皇上发布命令要求臣民直言，郑士利认为进言的时机道了。不久读到诏书，说若有假借公事谈论私事的人将被定罪。士利说：“我所想说的是天子杀害了无罪之人。（况且）我的兄长并非主印的人，本来应该放出，等待我兄长杖罚放出后才可上言。说了，那我死了也没有遗憾。”郑士利的兄长免于死罪出狱，郑士利于是写了数千言，说了几件事，而对于空印的事最为详细。他认为，陛下实在想严厉治罪空印案的人，主要是担心奸吏拿着空印纸写文册为害百姓而已。我认为文书必须要有完整的印章才可以。现在考查校对策书，是合并两纸缝隙落印，不是一印一纸可以相比的，纵然得到，也不能用，何况还得不到呢？况且赋税的数目，府一定要对合省，省一定要对合部。数目实在不能凭空预先决定，一定是到了户部然后才能定下来。省、府距离户部远的有六七千里，近的也有三四千里，等到策书完成以后再敲下印章，那么往返困难，不是一年不可到达。所以一定要先有印而后书写内容，这是权宜的事情，由来已经很长久了，哪里值得这样深究罪责呢？而且国家各法，必须先明白地告示天下，然后才用来治罪犯法的人，因为他是知道不能做而故意犯法。自立国以来到现在，不曾有空印的法律。有关部门、丞相不知有此种罪。现在一旦 
    捕捉诛杀，那么凭什么能使被杀的人心甘情愿、无话可说呢？朝廷渴求贤士，得到贤士很难。官位至郡守的人，都是努力数十年才有所成就。通情达理清廉明察的人才，并非如小草那样可以割去而能重新生长。陛下为什么以够不上罪的罪名，而毁坏了足以任用的人才呢？ 
    皇帝看了奏书，大怒，让丞相御史大夫会审追究谁指使他做这件事，一定有主谋的人。郑士利笑道：“只是想看看我的上书能否被采用而已。况且我的职责是为国进谏政事，自己理当受死，谁为我谋划呢？”言辞到最终也不屈服，但是依旧被罚终身服劳役，而（皇帝）终究杀了空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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