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政要·务农》原文及翻译

贞观政要
原文：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唯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若兵戈屡动，土木不息，而欲不夺农时，其可得乎？”王珪曰：“昔秦皇、汉武，外则穷极兵戈，内则崇侈宫室，人力既竭，祸难遂兴。彼岂不欲安人乎？失所以安人之道也。亡隋之辙，殷鉴不远，陛下亲承其弊，知所以易之。然在初则易，终之实难。伏愿慎终如始，方尽其美。”太宗日公言是也夫安人宁国惟在于君君无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朕所以抑情损欲克己自励耳
    贞观五年，有司上书言：“皇太子将行冠礼，宜用二月为吉，请追兵以备仪注。”太宗曰：“今东作方兴，恐妨农事，令改用十月。”太子少保萧瑀奏言：“准阴阳家，用二月为胜。”太宗曰：“阴阳拘忌，朕所不行，若动静必依阴阳，不顾礼义，欲求福佑，其可得乎？若所行皆遵正道，自然常与吉会。且吉凶在人，岂假阴阳拘忌？农时甚要，不可暂失。”
    贞观十六年，太宗以天下粟价率计斗直五钱，其尤贱处，计斗直三钱，因谓侍臣曰：“国以人为本，
人以食为命，若禾黍不登，则兆庶非国家所有。既属丰稔若斯，朕为亿兆人父母，安得不喜？唯欲躬务俭约，必不辄为奢侈。朕常欲赐天下之人，皆使富贵，今省徭薄赋，不夺其时，使比屋之人，恣其耕稼，此则富矣。敦行礼让，使乡闾之间，少敬长，妻敬夫，此则贵矣。但令天下皆然，朕不听管弦，不从畋猎，乐在其中矣！”
（节选自《贞观政要·务农》）


译文：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侍奉的大臣们说：“任何事情都必须致力于根本。国家以人民为根本，人民以衣食为根本，经营农桑衣食，以不失时机为根本。要不失时机，只有君主不生事劳民才能做到。假若经常打仗，营建不停，而又想不耽误农时，能办得到吗？”大臣王珪说：“从前秦始皇、汉武帝，对外大肆征战，对内崇尚奢侈的宫室，人力已经用尽，灾祸于是发生。他们难道就不想安定百姓吗？只是没有使用安定百姓的正确方法。隋代灭亡的教训距今不远，陛下亲身经历过隋朝的弊病，知道用来改变它的办法。但是（这）在开始容易，完成它却实在困难。我真希望陛下自始至终都能小心谨慎，从而善始善终，才能尽善尽美。”太宗说：“你讲得很对。安定百姓和国家，关键在于君主。君主能与民休息，百姓就欢乐；君主多私欲，百姓就痛苦。这就是我不敢任情纵欲，而不断克制告诚自己的原因。”
    贞观五年，主管大臣上书说：“皇太子即将举行加冠礼，在二月里举行才吉祥，请陛下增加兵卫仪仗的规模，使礼节齐备。”太宗说：“如今百姓春耕刚开始，这样做怕要妨碍农事，下令改在十月举行吧。”太子少保萧璃上奏说：“按照阴阳家的推算，在二月里举行最好。”太宗说：“阴阳讲究禁忌，我从不信那一套，如果一举一动都必须依照阴阳家的话去办，不考虑道德和礼义，而想求得福佑吉祥，怎么可能呢？如果所做的都遵照正道，自然会万事吉祥。并且，吉凶取决于人，怎能听信阴阳禁忌呢？农时很要紧，不能耽误片刻。”
    贞观十六年，唐太宗因为天下米价大都一斗值五个钱，更便宜的，一斗只值三个钱，于是对侍臣说：“国家以百姓为根本，百姓又以粮食为生命，如果粮食不丰收，百姓就不再为国家所有了。既然粮食对国计民生关系如此重大，我又是百姓的衣食父母，怎会不高兴呢？只希望能够克勤克俭，不奢侈浮华，造福于民。我常常想赏赐天下百姓，使他们都富裕尊贵。现在（我）减少徭役赋税，不占用他们农耕的时间，使他们能够顺应天时，把庄稼种好，其实，这就是使他们富裕。我还重视推行礼仪谦让的风气，让乡间的百姓，年轻的尊敬年长的，妻子尊敬丈夫，其实这就是使他们尊贵。只要天下都能这样，我即使不听音乐，不打猎，也乐在其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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