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太史公自序》原文及翻译（二）

史记
原文：
    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彊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羡绌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 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选自《史记·太史公自序》,有删改)


译文：
    《周易·系辞》中说：“天下的人倾向是一致的，而心思却是多种多样的，目的相同而采用的途径不一样。”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德家，这些都是探讨治国之道使国家强盛的学派，只不过他们所尊奉的理论之间，对于治国所采用的途径不同，有考虑全面与不全面的区别罢了。我曾私下研究过阴阳家的方术，他们注重吉凶祸福的征兆和众多的忌讳，使人感到拘束而畏惧颇多；然而他们排列四时运行的顺序，是不可遗弃丢失的。儒家学说博大，但缺少治国的切要纲领，出的力气大而收的功效少，所以他们的主张难以全部采纳；然而他们制定君臣父子次序的礼仪，排列夫妇长幼的分别，是不可更改的。墨家提倡节约却难以遵循，所以他们的主张不能全部照办；但他们加强本业(农业与手工生产)节省费用是不可废弃的。法家严酷而缺少恩德；但他们纠正君臣上下的名分，是不可更换的。名家使人知道名位不同，礼节也不相同；但繁文缛节却容易失真；但是他们辨正名(概念)和实(实际)的关系，却不能不认真考察。道家使人行动合乎无形的“道”,使万物富足。道家学说是本着阴阳家的四时大顺，采用儒家、墨家之长，提取名家法家的要领，与四时一起变化，适应万物变化，树立风俗，用于人事，无所不宜，主旨简明，容易操作，办事少而功效大。儒家则不然：认为君主是天下的楷模，君主倡导而大臣应和，君主先行而大臣随从。如此这般，君主劳累而大臣闲逸。至于大道中的要点，舍去贪欲和要强，不玩弄聪明和智慧，放弃了这一重大问题而用智术治理天下。精神使用过度则必会衰竭，体力使用过度则必会疲惫。形神不安而想和天地一起长存不灭，还从来没听说过。
    上大夫壶遂说：“从前，孔子为什么要写《春秋》呢 ”太史公说：“我曾听董生说过：‘周朝的政治衰落破败之时，孔子出任鲁国的司寇，诸侯害他，大夫们排挤他。孔子知道他的建议不会被接受了，他的政治主张再也行不通了，于是评判二百四十二年历史中的是是非非，把这个作为天下人行动的准则，贬抑天子，斥退诸侯，声讨大夫，以阐明王道。’孔子说：‘我想把我的思想用空话记载下来，但不如通过具体的历史事件来表现更加深刻、明显。’《春秋》,从上而言，阐明了夏禹、商汤、周文王的政治原则；从下而言，辨明为人处事的纲纪，分清疑惑难明的事物，判明是非的界限，使犹豫不决的人拿定主意，褒善贬恶，崇敬贤能排抑不肖，使已经灭亡的国家保存，使已经断绝的世系延续，补救政治上的弊端，兴起荒废的事业，这些都是王道的重要内容。把一个混乱的社会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没有比《春秋》更有用了。万物万事的分离与聚合都记在《春秋》里了。《春秋》中，臣杀君的有三十六起，亡国的有五十二个，诸侯四处奔走仍然不能保住国家政权的不计其数。观察他们所以会这样的原因，都在于失去了根本啊!所以《周易》说‘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因此说，‘臣杀君，子杀父，不是一朝一夕才这样的，而是长时期逐渐形成的’。所以，一国之君不可以不知道《春秋》,否则，当面有人进谗他看不见，背后有窃国之贼他也不知道。身为国家大臣的不可以不知道《春秋》,否则，处理一般的事情不知怎样做才合适，遇到出乎意料的事变不知用变通的权宜之计去对付。作为一国之君和一家之长却不懂得《春秋》中的道理，一定会蒙受罪魁祸首的恶名。作为大臣和儿子的不懂得《春秋》中的道理，一定会因为阴谋篡位和杀害君父而被诛杀，得一个死罪的名声。其实，他们都以为自己在干好事，做了而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受了毫无根据的批评而不敢反驳。所以《春秋》这部书，是关于礼义的主要经典著作。礼的作用是防患于未然，法的作用是除恶于已然；法的除恶作用容易见到，而礼的防患作用难以被人们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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