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答李廌书》原文及翻译

苏轼
原文：

轼顿首，先辈李君足下。别后递中得二书，皆未果答。专人来，又辱长笺，且审比日孝履无恙，感慰深矣。惠示古赋近诗，词气卓越，意趣不凡，甚可喜也。但微伤冗，后当稍收敛之，今未可也。足下之文，正如川之方增，当极其所至，霜降水落，自见涯涘，然不可不知也。

录示孙之翰《唐论》。仆不识之翰，今见此书，凛然得其为人。至论褚遂良不谮刘洎，太子瑛之废缘张说，张巡之败缘房琯，李光弼不当图史思明，宣宗有小善而无人君大略，皆《旧史》所不及。议论英发，暗与人意合者甚多。又读欧阳文忠公志文、司马君实跋尾，益复慨然。然足下欲仆别书此文入石，以为之翰不朽之托，何也？之翰所立于世者，虽无欧阳公之文可也，而况欲托字画之工以求信于后世，不以陋乎？足下相待甚厚，而见誉过当，非所以为厚也。近日士大夫皆有僭侈无涯之心，动辄欲人以周、孔誉己，自孟轲以下者，皆怃然不满。此风殆不可长。又仆细思所以得患祸者，皆由名过其实，造物者所不能堪，与无功而受千钟者，其罪均也。深不愿人造作言语，务相粉饰，以益其疾。

足下所与游者元聿，读其诗，知其为超然奇逸人也。缘足下以得元君，为赐大矣。《唐论》文字不少，过烦诸君写录，又以见足下所与游者，皆好学喜事，甚善！甚善！独所谓未得名世之士为志文则未葬者，恐于礼未安。司徒文子问于子思：“丧服既除然后葬，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丧，未葬，服不变，除何有焉。”昔晋温峤以未葬不得调。古之君子，有故不得已而未葬，则服不变，官不调。今足下未葬，岂有不得已之事乎？他日有名世者，既葬而表其墓，何患焉。辱见厚，不敢不尽。冬寒。惟节哀自重。

译文：

苏轼有礼，尊敬的李君足下。别后，收到你寄来的二封信，都未及时回复。有专人来，又劳你给我捎来长信，并知道你近来在服丧期间，生活起居没有出问题，我感到宽慰许多。承蒙你向我展示了你过去和现在写的诗赋，诗赋的用词超群，意境不凡，十分令人喜爱。但不足的方面是略显冗长，今后当稍加收敛，而今还没有做到。你的文采，正如同川流正在涨水时，当水涨到了极限，秋天霜降时节，川流的水就会降下来，自然就能看到边际，这可不能不知晓。

给我带来孙之翰的《唐论》。我不认识孙之翰，而今看到这本书，让人惊叹他的为人。看到他说到褚遂良没有诬陷刘洎，废太子瑛是由于张说的缘故，张巡兵败是由于房琯的缘故，李光弼不该图谋史思明，唐宣宗心怀小善却没有君王的宏图大略，这些都是《旧史》论说所不及的地方。他的议论表现得才华超群，有很多观点与我暗暗相合。又读了欧阳修给他写的墓志铭、司马光给他的《唐论》写的跋文，更增加了许多感慨。然而你想让我把他们写的再书写下来，以便刻在墓碑上，以期让孙之翰名垂千古，这一请求是为什么呢？孙之翰的文章能立于世间，即便是没有欧阳修写的墓志铭也是可以的，又何必要借用字画的工巧来使后人信服呢，不是太愚蠢了吗？你对我的情感深厚，然而对我的赞誉过当了，感情深厚不是这样体现的。近来士大夫都有夸大其词无所顾忌的心思，动不动就想让别人把自己比作周公、孔子去赞誉，要是比作孟轲，都会失望和不满。这种风气断不可以滋长。另外我想，一切的祸患都源自于名过其实，这些是上帝也不能忍受的，这与无功受禄，是一样的罪过。我极为不喜欢别人言语造作，只为相互吹捧，这只会增添毛病。

和你关系密切的元聿，我读了他的诗，知道他是个超脱奇逸的人。你与他为友，是会很有助益的。

《唐论》文字不少，这就过于劳烦诸位的眷写抄录，这又可见与你交往的人都是好学又愿意做事的人，很好！很好！

唯独说到，在没有得到闻名于世的人给写的墓志铭，就不能为亲人下葬，恐怕于礼不合。司徒文子问子思：“丧服脱去，再下葬要穿什么丧服？”子思说：“三年守丧，没有下葬，丧服不变，哪里会脱丧服。”从前晋朝的温峤由于没有给母亲下葬而不能接受任命。古代的君子，由于不得已的原因才没能给母亲下葬，就一直穿着丧服不变，任命的官职也不接受。而今你没有给亲人下葬，难道有什么不得已的事吗？以后有闻名于世的人给写了墓志铭，再办一次葬礼，写上墓志铭，有何不可。由于你的厚爱，所以不得不多说一些。冬日寒冷。你要节哀保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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