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方域《太子丹论》原文及翻译

侯方域
原文：
    天下有以绳墨之论，而挫英雄之志气者，如以荆轲为盗是也。况狃于成败之形，而不察于确然之数，以忠臣孝子不得已之深心苦行，不痛惜其不幸，而反以为罪，则何以后之国家者处仇敌之法也？ 
    昔者燕太子丹遣荆轲入秦，刺始皇不中秦人来伐燕王喜斩丹头以献于秦国竟以灭。宋儒曰：“丹有罪，故书‘斩’”。呜呼，丹之心事可以告之于皇天后土而无憾矣！本意欲杀敌，不遂则死，已决绝于易水送轲之日矣。其书“斩”者，固其所笑而不受也。 
    然则何以罪丹乎？曰“召衅也”。夫强秦之欲灭燕，岂待有衅哉？彼六国之见灭者，又坐何衅也？刺亦亡，不刺亦亡，三尺童子能辨之矣。即云幸而苟延焉，乃蜉蝣之朝夕也，尚不得为蟪蛄之晦朔也。有两人行而遇虎者，其一惶恐拜跪而乞哀以死，其一大呼奋臂斗不胜而死，而论者顾以乞哀为智，以大呼奋臂为狂佻而撄虎之怒，则何其愚且谬也！ 
    且太子丹之遣轲也，或筹之熟矣。秦之横行而不可御，乃天下惊魂震魄，自慑服于秦，非秦果能治天下也。斩竿一呼而天下瓦解，相去几时？秦既无德以入人，其势又非蟠结而不可动，设一旦其万乘之君死于匹夫之手，国有不内乱乎？天下豪杰因以知其不可畏，而太子丹者，且收合六国之余烬以西向而前，吾恐嬴氏之亡，不待沛公之入关矣。其以泄暴秦之威，而倡天下之义，莫此一击若也。他日张良之椎盖犹踵荆轲之剑而为之也，其不能成，则天也。 
故荆轲之与聂政①，不可同日语也。 
    宋人有见战国之世，圣人之道不明，先王之法不立，其公子养客而侠士轻生，故一切以儒者之论绳之。恶聂政之以私害公，而并及之于轲，恶原、尝、春申之属而并及于太子丹。 
    然则轲可为忠臣，丹可为孝子乎？曰：由今日论之，轲可为忠臣矣。而要之，其人则英雄而感恩者也，设其遇严仲子，未必不为之用也。若太子丹者，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选自《侯方域散文集》） 
【注】①聂政：战国时的刺客。严仲子与相国侠累争权结怨，求他代为报仇。他入相府刺杀侠累，然后自杀而死。 


译文：
    天下有死板运用旧规矩论事，而挫伤英雄志士豪气的事，譬如把荆轲看作盗贼就是这样。况且拘泥于只看结果的成功或失败，而不去分析实际情况如何，对忠臣孝子被形势所迫的深沉用心和艰苦卓绝的行动，不顾念怜惜他的不幸，反而认为他有罪，那怎么作为后来国家的人对待仇敌的法则呢？ 
    从前，燕太子丹派荆轲到秦国刺杀秦始皇，没有成功。秦国人来讨伐燕国，燕王喜斩了太子丹的头，把它献给秦国，而国家最终灭亡了。宋代儒者说：“太子丹有罪，因此在记载他事迹的书上写‘斩’字。”太子丹的心事可以把它告诉皇天后土而无可遗憾了。他本来的心愿，要是杀敌不成功，就情愿死去，这在易水边上送荆轲的时候就打定主意了。那为他写的“斩”字，本是他所讪笑而不接受的。 
    既然这样，那么用什么来给太子丹论罪呢？说他“招惹事端”。那强大的秦国想要灭燕，难道还用等对方来挑起事端吗？那六国被灭又是因为什么事端呢？刺也会亡，不刺也会亡，三尺高的小童也明白这个道理。即使说有幸能延缓灭亡的时间，也就是像蜉蝣朝生夕死罢了，就连像蟪蛄那样从月初活到月末也做不到。有两人一同赶路遇到了虎，其中一人害怕地跪下叩头，乞求哀怜而被咬死，其中一人大喊着挥臂搏斗，不能战胜也死了。评论的人却只把哭着哀求看作是机智，把大喊着挥臂搏斗看作是发狂，（认为）他轻率地触怒了老虎。这是多么愚蠢荒唐的评论啊！ 
    再说太子丹派荆轲刺秦王，或许是谋划得很严密的。秦的横行天下不可抵挡，只是因为天下人魂魄震惊，自己害怕而慑伏于秦国之下，不是秦国真的能制御天下。大泽乡揭竿而起，振臂一呼，秦朝天下随之土崩瓦解，两件事相隔能有多远？秦国既然没有德行使贤才入国，它的势力又不是坚牢得不可动摇，假设一旦万乘之君忽然死在一个平常人的手里，国家能不出现内乱吗？天下的豪杰也会因此而知道秦是不值得害怕的，而太子丹，将要招集聚合六国的残余力量，向西面进军，恐怕嬴氏的灭亡不用等到沛公入函谷关了。用这个举动来泄暴秦的威风，而倡议号召天下人的，没有能与这一击来相比的。后来张良的遣壮士椎刺秦王，还是步荆轲剑刺秦王的后尘而做的，他的不能成功是天意。 
    所以荆轲、聂政不能混为一谈。 
    宋朝有人对战国社会的看法是：圣人的主张不昌明，先王的法则不确立，那些公子养食客，于是侠客就为他卖命。所以一切都拿这儒者的评论去衡量它。憎恶聂政的以报私仇害国家而牵连到荆轲。憎恶平原君、孟尝君、春申君这类人而牵连到太子丹。 
    既然如此，那么荆轲可以算忠臣，太子丹可以算孝子吗？回答是：由今天来评论，荆轲可以算忠臣了。而评价他这个人，则是英雄又重情谊的人。如果他遇到严仲子，未必不会被严仲子所用。至于太子丹这个人，说他的精神同日月争光也是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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